五、大幕为谁开（第2/6页）

然而就在摧毁旧戏、建设新戏的凯歌声中，《华伦夫人之职业》演出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在于不重视“民众”。《华》剧虽然已把剧情改为中国的故事，但在剧本结构和语言上基本采用“直译”。那种开门而不见山的倒叙体，那远离中国人心理的交流对话方式以及没头没脑不三不四的语言，实在让中国“民众”是可忍孰不可忍。难道中国话剧的进军会卡在这么一个不大不小的关口上吗？时代呼唤着中国“民众戏剧”的问世。

1921年3月，民众戏剧社成立了。

这个“五四”之后第一个新剧组织的倡议者就是汪优游。他总结《华》剧演出失败的教训说：

我们借演剧的方法去实行通俗教育，本是要去开通那班“俗人”的啊，如果演那种太高的戏，把“俗人”通统赶跑了，只留下几位“高人”在剧场里拍巴掌“绷场面”，这是何苦来？

汪优游决定：“以后的方针——我们演剧不能绝对的去迎合社会心理，也不能绝对的去求知识阶级看了适意。”应该“拿极浅近的新思想，混合入极有趣味的情节里面，编成功叫大家要看的剧本”。

于是，一个念头产生了。汪优游想“脱离资本家的束缚，招集几个有志研究戏剧的人，再在名剧团中抽几个头脑稍清有舞台经验的人，仿西洋的Amateur，东洋的‘素人演剧’的法子组织一个非营业性质的独立剧团。”不久，陈大悲将Amateur译为“爱美的戏剧”。一时之间，“爱美剧”如火如荼，取代了走向没落的文明戏。

注优游首倡的民众戏剧社，于1921年5月创办了新文学史上最早的专门性戏剧杂志——《戏剧》月刊。创刊号封二的“民众戏剧社社员题名录”列了13个人的名单：沈雁冰、柯一岑、陈大悲、徐半梅、张聿光、陆冰心、熊佛西、张静庐、欧阳予倩、郑振铎、汪仲贤、沈冰血、滕若渠。民众戏剧社的社名是沈雁冰应汪优游之请，根据法国作家罗曼_罗兰所倡导的民众戏院活动而拟的。附录的《民众戏剧社宣言》云：“萧伯纳曾说：‘戏剧是宣传主义的地方’，这句话虽然不能一定是，但我们至少可以说一句：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院在现代社会中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

不难看出，这与文学研究会的宣言在精神上是如出一辙的，实际是在提倡“为人生”的戏剧。

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沈泽民的《民众戏院的意义与目的》，文前有“雁冰附注”，表示“文章虽是他做的，可以说我对于这个题目的意见……也不外乎此！”文章开头写道：“民众这个东西自有人类以来便已存在但是民众这一个名词被人认识被人注意，却只是近二十年来的事！”结尾写道：“现在很有人抱怨社会上没有听众，却不晓得最大的患处尚在没有编剧家和演剧家，听众本来要靠上二者引起来的啊！”

这是对中国自己的戏剧艺术的呼唤。汪优游指出，介绍演出西洋名剧不过是我们过渡时代的一种方法，并不是我们创造戏剧的真精神……中国戏剧要想在世界文艺中寻一个立锥地，应该赶紧造成编剧本的人才，创造几种与西洋相等或较高价值的剧本，这才算真正的创造新剧。如果徒知模仿西洋作品，没有创造的雄心，那是中国戏剧永远不会在世界戏剧史上占着位置的啊！

《戏剧》陆续发表一系列研讨表演艺术和舞台技巧方面的文章，如沈冰血《演剧初程》、《假须的研究》，汪优游《化装术的一得》等。还设有《答问》专栏，回答诸如“麻子底化妆是怎样化的”等问题。

民众戏剧社的创立，可以说是中国戏剧“组织起来”，走向“计划”的第一步。他们提出了建设中国话剧的全面而系统的理论构想，并且基本奠定了此后中国话剧发展的大方向。

民众戏剧社没有自己的演出活动，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脱节，但其号召鼓动作用是很大的。汪优游在《戏剧》第2期《本社筹备实行部的提议》中说：“我们成立这民众戏剧社的目的，并不是仅仅出这几本书就算了；我们的最主要的事业，是要大家跳上舞台去实演我们理想中的戏剧。”汪优游自己带头，在《戏剧》第六期上以“汪仲贤”之名发表了他的“试作剧本”《好儿子》。

这是一个问题剧，写一个上海普通家庭里“好儿子陆慎卿就是家庭中的唯一生产者，母亲，妻子，兄弟，都靠他一个人赚钱回来养活。非但一切用度要他负完全责任，并且母亲要赌，妻子要插戴，兄弟要念书，要无限制的零花。两位女太太还要争着藏私财，儿子与丈夫的失业不能赚钱是不管的。……分利者多，生利者少，果然是一种贫弱的原因；而利己心太重，从没有公共观念，尤其是我们民族的弱点。上至政府，下至家庭，都把管理财政的职务当做肥私囊发洋财的差使”。最后好儿子被逼得走上犯罪道路，包探来搜出老太太的私产。老太太泣不成声地说：“我……对不起……儿……好儿子！”

这个剧本比胡适1919年的《终身大事》无论思想还是技巧上都前进了一大步。《终身大事》本来是预备让一个女学堂排演的，但“后来因为这戏里的田女士跟人跑了，这几位女学生竟没有人敢扮演田女士，况且女学堂似乎不便演这种不道德的戏！”（跋）而汪仲贤的《好儿子》由于很适合中国的“国情”，台词和细节都富有生活气息，因此后来经常有人演出，效果也不错。注重“国情”，是话剧走向民众的关键。蒲伯英在《戏剧》第四期上就专门写了一篇《戏剧要如何适应国情》，进行了理论探讨。

民众戏剧社于1922年1月扩建为新中华戏剧协社，征收集体社员48个，个人社员达两千余，继续出版《戏剧》月刊。其背景就是爱美剧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民众戏剧社的大力倡导下，以京、沪两地为中心，全国的爱美剧演出热潮迭起。1921年前后，北大实验剧社演出过《母》、《爱国贼》、《黑暗之势力》，清华新剧社演出过《新村正》、《终身大事》，燕大女校演出过《青鸟》、《无事烦恼》，女高师演出过《孔雀东南飞》，政法专科学校演出过《良心》，高师演出过《幽兰女士》、《可怜闺里月》，燕大演出过《十万金镑》。在这些学生演剧的基础上，1921年11月，陈大悲、李健吾、陈晴皋、封至模、何玉书、郭商隐等组织了“北京实验剧社”。该剧社跨校联合，集中了各校的优秀演出人才。它一面自己组织演出或协助学生剧团演出，一面编译剧本，研讨戏剧理论，成为一个社会影响比较大、水平比较高的爱美剧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