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我把日来吞了”:繁丽的新诗(第3/6页)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不事负你的殷勤,

你也不要辜负了我的思量。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啊,我年青的女郎!

你该知道了我的前身?

你该不嫌我黑奴卤莽?

要我这黑奴的胸中,

才有火一样的心肠。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想我的前身

原本是有用的栋梁,

我活埋在地底多年,

到今朝总得重见天光。

啊,我年青的女郎!

我自从重见天光,

我常常思念我的故乡,

我为我心爱的人儿

燃到了这般模样!

这一类诗在形式上往往很讲究整齐和谐,追求视觉美和听觉美。像《地球,我的母亲》、《心灯》、《登临》、《光海》等,其实已在开启后来的新月派诗歌的先河。它们不是古典诗歌格律的残留,而是对新诗艺术规律的自觉探索。郭沫若一再强调“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他的许多诗篇是在灵感冲来时一挥而就的,比如《凤凰涅槃》的前一半就写在课堂上。但诗歌一旦从心中经过手、笔注到纸上,“写”与“做”的界限就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它会在不自觉的状态下获得各种先在条件所决定的艺术加工。只是对1921年前后的郭沫若来说,这种种艺术加工都是不自觉的,都是来自心底的喜悦的要求。他在1922年说:“我又是一个冲动性的人,我的朋友每向我如是说,我自己也承认。我回顾我走过了的半生行路,都是一任我自己的冲动在那里奔驰;我便作起诗来,也任我一己的冲动在那里跳跃。我在一有冲动的时候,就好像一匹奔马,我在冲动窒息了的时候,又好像一只死了的河豚。”所以,冲动的一面,狂暴的一面,无畏无惧、敢破敢立的一面,是《女神》的主导,也是《女神》的艺术价值和文学史价值的精髓所在。

一个“我把日来吞了”的伟大形象,笼罩了整个1921年前后的中国诗坛。我们完全有理由把《女神》的作者尊称为“天狗诗人”。

《女神》的第三辑是26首形式风格多样的短诗,主体格调是委婉悠扬的“小我”奏鸣曲,多侧面地表现了“五四”精神的丰富性。如《Venus》一首:

我把你这张爱嘴,

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这是对爱和美的深切向往与陶醉。《死的诱惑》是郭沫若自认的“最早的诗”,大概作于1918年初夏:

我有一把小刀,

倚在窗边向我笑。

她向我笑道:

沬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亲我的嘴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窗外的青青海水

不住声地也向我叫号。

她向我叫道:

沫若,你别用心焦,

你快来入我的怀儿,

我好替你除却许多烦恼。

此诗颇有些《尝试集》的味道,但却形象表达了“五四”时期青年对“死亡”的本体性思考。此外如《晚步》的平淡清新,《蜜桑索罗普之夜歌》的缥渺神秘,“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遥遥地,遥遥地,/在一只象牙舟上翅首”。还有《霁月》的幽寂祥和,《日暮的婚筵》的娇艳多彩,写夕阳与大海这对新人:“新嫁娘最后涨红了她丰满的庞儿,被她最心爱的情郎拥抱着去了。”这些诗作的广泛探索,正如鲁迅开辟了新文学小说的多种风貌一样,可以说也开辟了中国新诗的多种风貌。与《女神》中前两辑作品相通的是,它们都具有丰富的想象、深挚的真情、精确的感悟和华丽的藻绘。郭沫若曾在《论诗三札》里把“诗的艺术”概括成一个公式:诗=(直觉+情调+想象)+(适当的文字)。《女神》可以说是这个公式的最佳典范。这位才华横溢的天狗诗人似乎想要写出天下所有形式的诗来。他评论道:“海涅的诗丽而不雄。惠特曼的诗雄而不丽。两者我都喜欢。两者都还不足令我满足。”郭沫若似乎更喜欢雪莱:“他有时雄浑倜傥,突兀排空;他有时幽抑清冲,如泣如诉。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雪莱诗选·小序》)郭沫若的《女神》是在既深又广的意义上把中国新诗推入了“现代”的轨道。诗集出版不久,闻一多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中指出《女神》“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他评论道:“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新诗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

1921年,中国文坛风起云涌,佳作迭出,但若以某部作品的成就和影响来看,完全可以说:《女神》至尊,无出其右!本章以较多的篇幅引述和评价《女神》,原因正在于此。

郭沫若1923年出版了诗文戏曲集《星空》,里面的诗歌丧失了《女神》奋发凌厉的气质,映入眼帘的是“带了箭的雁鹅”、“受了伤的勇士”、“可怕的血海”、“莽莽的沙场”、“闪闪的幽光”、“鲜红的血痕”、“深沉的苦闷”。这表现出“五四”退潮期的社会心理嬗变,有人说《女神》是诗的《呐喊》,而《星空》则是诗的《彷徨》。彷徨期的艺术也许更精致、更圆熟,例如《星空》中《天上的市街》一诗,长期被列入中小学课本:

远远的街灯明了,

好像闪着无数的明星。

天上的明星现了,

好像点着无数的街灯。

我想那缥渺的空中,

定然有美丽的街市。

街市上陈列着一些物品,

定然是世上没有的珍奇。

你看,那浅浅的天河,

定然是不甚宽广。

那隔河的牛郎织女,

定能够骑着牛儿来往。

我想他们此刻,

定然在天街闲游。

不信,请看那朵流星,

那怕是他们提着灯笼在走。

但这也分明是一种逃避。而逃避不可能是永久的。曾有过天狗般能量的诗人在逃避之后如何转化那巨大的能量,将是凶吉未卜的。

郭沫若1928年出版的《前茅》,除《序诗》写于1928年外,其余22首诗实际都写于1921至1924年。这里不再有《星空》中的逃避和低徊,但也没有回到《女神》的自由和无畏,而是更多地进行预言和召唤。他预言“静安寺路的马路中央,终会有剧烈的火山爆喷”,他预言太阳“在砥砺他犀利的金箭,要把妖魔射死”。在《太阳没了》一诗中,作者颂扬刚刚去世的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