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撕开的黎明：狂飆为谁从天落（第4/4页）

在这片刚刚撕开的天宇上，一双双幼稚的手开始勇敢地“涂鸦”了。刚写了几首《老鸦》、《鸽子》和“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胡适，1919年居然写出了《谈新诗》，还发表了一部独幕剧《终身大事》。1918、1919两年，《新青年》、《每周评论》连环掌般推出了一系列战斗力极强的杂感，如鲁迅的《我之节烈观》、陈独秀的《偶像破坏论》、李大钊的《新的！旧的！》、刘半农的《作揖主义》等。这些杂感仿佛武侠小说中的“分筋错骨手”，进一步撕裂着旧世界的铁幕，进一步鼓动着新世界的狂飙。

小说界的动作也非常快。还在新文学小说的奠基作《狂人日记》问世之前两个月的1918年3月，胡适就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篇《论短篇小说》的演讲。

4月，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作了一篇《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若从时间上看，1917年的6月，陈衡哲在《留美学生季报》的新4卷夏季2号上发表的《一日》，目前被认为是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但这篇小说对于当时的国内文坛并无较大影响，作品本身也浅白直露，倘一味强调其“白话”价值，则恐怕上溯起来，在此之前，白话作品多矣。

1919年，是“问题小说”之年。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冰心的《谁之罪》，题目就是带着问号的。刚爬出矿井的工人，不容易辨清方向；刚撕开铁幕的斗士，则满眼都是疑惑。这些在今天看去显得十分幼稚的作品，在当时却令中国人开始明白什么叫做“问题”。中国人开始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爱情是什么”、“社会是什么”、“国家是什么”等以前几乎根本不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有没有答案是无关紧要的，但有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才算是跨进了“现代”的大门。

从1915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所引发的一场太规模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它使中华民族克服了这场危机，倡导并确立了20世纪中华民族新的语言方式、思维模式和文化结构，使这个古老的文明得以完成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变，创造出一个既保持了民族特色，又能与世界先进国家平等对话的新中华文明。以往对新文化运动的认识，更多地强调它为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文化背景，为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先进的文化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建造了舆论阵地和生存环境，直接促成了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现代中国的建设事业造就了一大批卓越的人才。这些固然都是正确的，但对于20世纪以后整个中国的发展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新的文明诞生之前的一场“狂飙”。既然是狂飙，则难免有一些偏激的言论，有一些不够成熟、脱离实际的书生之见，例如吴稚晖说“中国文字迟早必废”，钱玄同把骈体文称为“选学妖孽”，将桐城派称为“桐城谬种”，傅斯年说传统戏曲“毫无美学价值”等，但这些都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有所矫正，只要换一换角度，任何言论都可被看出它的“偏激”来。对“五四”不妨有“反思”，但如果只是以“偏激”为罪名，那恐怕不是批评，而是赞美了。

孔夫子曾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当时的变革图强，我们都要变成披头散发的野人了。那么倘若没有“五四”，则恐怕一百年后，中国人还是饥寒交迫、愚昧懦弱的东亚病夫，不但没有什么“后现代”，大约连“国学”二字，也不知指的是哪国之学了。“五四”狂飙过后，打扫出一片开阔的搏击场。要知场上谁主沉浮，则须看1921年的风吼雷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