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李鸿章之位置

●中国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本朝历史与李鸿章的关系

如果想要评定李鸿章这个人物，那么我们论述李鸿章生活和居住的国家，和他出生和成长的时代的时候，有两件事不能不仔细研究：

第一件事是：李鸿章居住的地方，是有着数千年的君权至上、君主专制的国家，而此时又恰好正值封建专制政治体制发展到巅峰，到达鼎盛极点的时代。

第二件事是：李鸿章居住的地方，是满洲人入主中原华夏后建立的国家，而当时又赶上各民族混合生活已经很久了，汉人的权利逐渐初始恢复的时代。

那些评论的人们动不动就说：“李鸿章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很有权势的大臣。”我不知道那些评论者口中所说的权势之臣到底是什么样的，他们对权势之臣的定义是怎样的。但是，如果要是拿李鸿章与汉代的霍光、曹操，明代的张居正，和与他时代相近的欧洲、美洲、日本等所谓的立宪君主的大臣们相比较，那么他的权力必定和他们的是迥异又不相等同的。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他们口中所说的有权势之臣，再来看古代的中国有权势之臣独断专横，作威作福，挟持威胁君主，天下人都惧怕他们，他们甚至都威胁到江山社稷。但是李鸿章却努力为君国而忠直谏诤，忠心耿耿，甚至都不顾自身，完全不考虑个人得失，这可以称得上是纯粹的忠臣了。假使李鸿章果真是他们口中所说的有权势之臣，再来看近代各国有权势之臣都雷厉风行、大刀阔斧地采取措施改革朝政，做事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丝毫不会避讳别人的怨恨和闲话，但是李鸿章却萎靡不振，因循守旧，害怕头害怕尾的，没有什么大的成就，这样的他也只能算是庸臣了吧。虽然话是这样说，但是李鸿章所处的环境还是有很多与那些人完全不相同的。我试着和读者一起明察事物，洞察奸邪，罗列证据，从上到下，由古至今，放到一起来谈论。

中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体制的国家，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这种专制政治体制，也是遵循着进化的天理，渐渐发展，直到今天这个时代，完善程度终于达到极致。所以那些有权势的大臣们的权力，迄今为止已经被剥夺得所剩无几。让我们追溯到春秋战国的时候，鲁国的三桓、晋国的六卿、齐国的陈田，他们是历史上有权势的大臣里最为出色的。当时采用的是纯粹的贵族政体，大臣对于国家来说，是万人里挑千人，千人里挑选百人，枝杈强壮却伤及了树干，这样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再回顾两汉时期，天下统一，中央集权的政体已经在渐渐萌芽，但是它的根基还没有稳固，所以外戚发动侵略的这类祸端特别严重。霍、邓、窦、梁这等人的动乱一个接着一个，不断发生，气焰很盛。王氏趁此机会甚至盗取了皇权，但这一时期大体上仍然还保存着贵族政治发展的余波。如果不是有着巨大功绩和非凡经历的人，是不敢觊觎朝廷大权的。范晔在他所写的《后汉书》里谈论张奂、皇甫规这些人的时候，说他们的功绩占了全天下的一半，声名远扬四海，他们的举手投足，足以影响朝廷的意见。但他们还是谦卑谨慎，不存二心。把这一结果归功于推行儒术的功劳，也是当然的事情。但那时贵族掌握大权的风气还没有衰落，所以那些不是贵族的人，丝毫不敢有非分的想法，也是原因之一啊。这是有权势的大臣里的第一类。等到到了董卓之后，英雄豪杰各地蜂拥而起，曹操趁着这个机会来窃取皇位，凭借着武力而能够成为有权势的大臣。这种夺权方式从曹操开始，此后的司马懿、桓温、刘裕、萧衍、陈霸先、高欢、宇文泰这些人，都是遵循着曹操的轨迹。这些是有权势的大臣里的第二类。再比如说秦代的商鞅，汉代的霍光、诸葛亮，宋代的王安石，明代的张居正等人，都是出身于平民百姓，没有什么靠山，而是凭借自己的真才实学得以结交君主才为世知晓的。被君主委以重任，接受封官，并得以施行他们的志向，全国上下都听命于他们，在一段时期内，权臣的权力大到极致，几乎具备了近代君主立宪国家里大臣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有权势的大臣里的第三类。在此之下，就是靠着用花言巧语和媚态伪情来迷惑、取悦君主，表面献媚，暗自里却偷偷滥用国家权力，残害和荼毒百姓的那一类了，比如秦朝的赵高，汉代的十个常侍，唐朝的卢杞、李林甫，宋朝的蔡京、秦桧、韩侂胄，明朝的刘瑾、魏忠贤，他们残害百姓，贪污腐败，做的坏事数不过来。这是有权势的大臣里的第四类。以上的四类，中国数千年以来的所谓的有权势的大臣，大概全部就是这些了。

进一步来谈论这些，越是古代那么掌有权势的大臣就越多，越是近代那么掌有权势的大臣就越少。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大概是有权势的大臣数量的减少和增长，是与专制政治体制的进化成相应比例的，而中国的专制政治之所以会那么发达，其中有两大原因：一点是因为教义禁锢和束缚人们思想，另一点是因为封建君主的统治和管制。孔子鉴于周代末期贵族跋扈的弊端，思考遵奉一个至高无上的君主，以此来安定天下，因此对权在朝臣的现象痛心疾首，著述立言，反复再三地阐明思想。汉朝建立后，叔孙通、公孙弘这些人改进儒家思想，以此来树立君主的权威。汉武帝推行儒家六艺，罢黜百家，一心通过这些措施来教导天下百姓，尊卑的分辨日益严格，由此世人才开始把权臣当作是政治治理上的弊端。从那以后的两千多年来，都把这种思想作为国民教育的中心内容。宋代的贤良之士更是大肆发扬它的影响，此思想的基础更加牢固。凡是缙绅知识分子和上流人士、洁身自好的人等，没有不战战兢兢的。这种思想既然已经深入人心，自然能够消除那些枭雄心中飞扬跋扈的想法，被束缚在名教里乖乖遵规蹈矩。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汾阳，还有近代的曾国藩、左宗棠，甚至是李鸿章，他们的行为处事都是拜这一思想所赐。再说历朝历代的君主，学习借鉴兴盛和灭亡的原因，思考修补挽救的方法，所采取的办法一天比一天缜密，所以贵族把持大权的现象到了汉代就消失殆尽，没有了。汉代的光武帝、宋代的宋太祖对待功臣，俸禄等待遇都十分丰厚，却解除他们的兵权；汉高祖、明太祖对待功臣，铲除自己心中怀疑的人，灭杀其整个家族。虽然他们宽容度、忍耐度的做法不一样，但是通过削弱他人权力来巩固自己的统治，这样的思想都是一样的。到了近代，天下都统一为实行郡县制，得到土地不再通过世袭，内外彼此之间都互相牵制，况且天子还手拿长鞭，像对牲畜一样使唤他们。即使担任侍中高官十年之久，即使开疆拓土千里之大，一纸圣旨早上传下，傍晚就会立即解除印绶，束手就擒，任人摆布，和普通百姓没有什么两样。处于重要地位的人没有几个能够幸免的，他们只能用不要持有过重的权力、保证能够全身而退来劝诫和勉励自己了，这岂是一定比古人性格善良吗？也就是大势所趋，被现实逼迫的罢了。因为这两个原因，狡黠圆滑的人都会有所顾忌，不敢放肆，天下稍稍得以安宁一些。洁身自爱的人，心中常常怀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不想使自己处于受人猜疑的境地，即使事关国家大事，就算明明知道这件事的意义并且应该当仁不让，也不敢力排众议，忤逆君主之意使自己处于风口浪尖之中。有一句谚语是这么说的“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全朝廷的所有官员都是遵守这个原则的，这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这个行为准则的由来是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