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4/10页）

易顺鼎则更多地体现了这批人身上的“异人”性格。所谓异，主要表现为身世经历奇特、言行奇诡、胸怀异志。易是晚清有名的神童，湖南汉寿县人。其父易佩绅历任江苏、山西、四川等省布政使。易顺鼎五岁时因兵祸与父母离散，被太平军启王收养。后又为僧格林沁所收，辗转送还其父。光绪乙亥恩科举人，但六度会试，均名落孙山。[59]他曾问业于王闿运，王对易氏父子的看法是，父好谈禅，“颠狂自恣”，子为“仙童”，“纯乎宝玉议论”。[60]叶昌炽称:

易实甫观察来谈，赠所著《琴志楼丛书》两函，《盾墨拾余》一函，非儒非墨，非佛非仙，一枝好笔，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奇人奇才，吾见亦罕。……其学问宗旨，在一灭字。自叙云：一身灭则无一身之苦，一家灭则无一家之苦，世界灭则无世界之苦。刍狗万物，实欲驾释老而上之，可谓好奇矣。[61]

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在其他内渡官绅身上也有所体现，如唐景崧万里请缨出关，丘逢甲进士而不肯入仕，均为晚清士林所罕见。

与易家世交的义宁陈氏父子（宝箴、三立），虽未直接参与台湾民主建国，却与乙未、庚子两事关系密切。甲午战事起，陈宝箴为直隶布政使，与李鸿藻、翁同龢等擘画战守，痛斥李鸿章弄权误国，后来甚至以辞官抵制李回任直隶总督。陈三立不仅电请诛李鸿章，以申中国之愤，还因前此随侍其父于湖北布政使任所而羁留武昌，与谋援台之事。他与易顺鼎函电联系，鼓动江鄂两帅支持台湾抗战。其函云：“实甫竟至台南，与刘永福有患难相守之约，日前以请援事至金陵，书告二刘。”“实甫昨来电，台事已不可为矣。电云彰（化）复失，安平危，刘（永福）誓入内山。饿死不救，无天理。救无法，因督壮民速举，国[图？]掣敌解围。兄念急需代求两帅云云。所谓两帅者，更有何法？虽有十包胥，安用耶？已电速还。”[62]

陈氏父子的异人性格不久在民间亦有反响。据陈三立子陈寅恪自述：“当戊戌时，湘人反对新政者，谣喙百端，谓先祖将起兵，以烧贡院为号，自称湘南王。寓南昌时，后有人遗先君以刘伯温烧饼歌抄本一册，以其中有‘中有异人自楚归’句，及‘六一人不识，山水倒相逢’暗藏‘三立’二字语。”[63]戊戌政变之际，发起学战会的黄萼“与某谋曰：‘如此圣主，虽尧舜曷过是哉？’时义宁陈公抚于湘，二人遂联名请其割据湖南以勤王，不奉诏。陈公不纳，亦不之拒，乃与湘中顽固党大相攻击”[64]。其时被清廷密旨捕拿的文廷式正在长沙，陈宝箴“既探知密旨，以三百金赠文丈，属其速赴上海”。然后再发令长沙县缉捕，不获。[65]陈宝箴还命地方官让文乘坐官船，送至汉口，使其幸免于难。[66]

庚子陈宝箴之名固为自立军所借重，陈三立也参与了长江流域的勤王运动。1900年7月9日，他函告梁鼎芬:

窃意方今国脉民命，实悬于刘、张二督之举措（刘已矣，犹冀张唱而刘可和也），顾虑徘徊，稍纵即逝。……顷者：陶观察之说词，龙大令之书牍，伏希商及雪澄，斟酌扩充，竭令赞助。且由张以劫刘，以冀起死于万一。精卫之填，杜鹃之血，尽于此纸，不复有云。

陶观察，即陶森甲；龙大令，即龙泽厚；雪澄，王秉恩字，四川华阳人，张之洞在蜀所取士，久居张幕，民国为著名藏书家。此函当为陈三立等欲使梁鼎芬商筹王秉恩，谋通款曲于张之洞，由张之洞劫持刘坤一，主持勤王大业。[67]陈三立、陶森甲、龙泽厚等后来均加入了中国议会，这封写给梁鼎芬的密函，作为国会“借资鄂帅”之策的一部分，还不足以显示其政治态度的全貌。

甲午战后，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明显受到排挤。早在内渡之初，张之洞就接连致电内渡官绅聚集的厦门，一告易顺鼎“务速行，万勿在厦停留，致生枝节。谣言不可不防，事已至此，于大局无益有损。若再不行，只好奏明矣”。一告杨提台，“闻有俞主事明震在厦，其人不甚老成，恐久留在厦，多言好事，致生枝节，关系非轻，万一有谣言传播，俞主事难当重咎”[68]。民主国之事，虽然事先得到张之洞和总署的同意默许，实行时却多少超越了清廷所能容忍的界限，内渡各员因此受到追究，“有劾唐薇卿者，事连敬如，已派黄公度密查矣”[69]。此事后来虽然不了了之，可是民主国官员从此不得任用。宦途失意，无疑会迫使他们积极求变，或者附和革新派的言行。而他们对腐败朝廷的不满，则从根本上制约其趋新求变的意向。

后人分析台湾民主国的政治取向时，从维护统一的立场出发，强调官绅们的忠清意识，而多少忽略了他们对清廷的怨恨离异倾向。在台湾民主国官绅看来，宁可违抗朝廷旨意，也要力求保全社稷。中枢与地方的从属关系，不能压抑君权与民意的对立。而这正是他们后来主动附和庚子维新势力的重要原因。交织成离异意向的因素，一是西方近代民主意识，二是中国传统民本观念。

亲历台事的洪弃父在所著《台湾战纪》（1906年排印本）中破头就说：“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70]此言虽系事后所发，却可视为当时隐情的表露。台湾绅民以国际公法第286章“割地须问居民能顺从与否”以及“民不服某国，可自立民主”[71]作为废约依据，应与熟悉西洋律法的陈季同等人有关。而立国采用民主制，设总统、议院，一方面固然是为了避免名分上与清王朝相冲突，另一方面，则显然受主权在民观念的影响。

关于总统名号，唐景崧与张之洞曾有过一番交涉。1895年5月17日唐景崧致电张之洞:

三国护台，不知肯否；然当务者，谓台必自主后与中日断绝，请外援方肯来。但民主之国亦须有人主持，绅民咸推不肖，坚辞不获。惟不另立名目，终是华官，恐倭藉口，缠扰中国；另立名目，事太奇创，未奉朝命，似不可为。如何能得朝廷赐一便宜从事，准改立名目不加责问之密据，公能否从旁婉奏，此亦救急一策。台能自成一国，即自请各国保护，以及借债、开矿、造轮、购械次第举行，始有生机；否则，死守绝地，接济几何，终归于尽也。台之自主与留不肖，事机凑拍，公能牵合且坐实之，似尚易行。或由驻洋使者商之各国，谓台不服倭，亦不强夺还华，公议台为自主之地，公同保护，持理既正，倭气略平，为解纷上策。先将台自主一层造到，再由台民自推主者，似更妥顺。不肖亦可进可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