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第2/10页）

长江流域的勤王运动，因唐才常与康有为的关系，名义上由保皇会统属，实则自成系统。而内部又分成若干派系。在下游势力很大的汪康年、叶瀚等江浙士绅，与康有为有宿怨，汉口自立军的实际统领林圭则与孙中山关系密切，唐才常本人也感到事成之后难以安置康有为。由于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在经历了正气会、自立会的分合之后，各派携手组成中国议会，维系合作大举的局面。

1900年8月9日唐才常赶赴汉口之际，委托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井上雅二前往南京，以中国议会名义联络官僚绅士，以自立会名义联络湘军将领。而南京方面作为联络官绅中介人的，便是原台湾民主国内务大臣俞明震。[17]尽管井上开始觉得俞明震及其弟明颐“气质很好，但不是很主动的人”，可是俞明震却积极在南京士绅中串联鼓动。经过一番活动，俞聚合了一批士绅名流如刘世珩（聚卿）、傅春官（苕生）、易顺鼎（实甫）、顾云（石公）、薛华培（次申）等，于8月17日下午借游玩秦淮画舫之机与井上会面，谈论中国议会之事，得到大家的赞同。次日，俞明震再度拜访井上雅二，商议联合大计。在俞明震和辜人杰的大力协助下，南京文武两方面的联络进展十分顺利，井上雅二为此行“取得了好成绩”而感到踌躇满志。返沪之前，他在日记中写道：“在金陵的要事基本完成：一、在民间绅士、官人方面，由俞明震做工作，使之与中国议会作一致而努力。”“我回沪即与陶森甲、张通典会谈，联络南京文武志士的事有成功的希望。”[18]则俞明震在中国议会向南京发展势力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在南京参与井上、俞明震等人活动的易顺鼎，也与原台湾民主国关系很深。甲午中日战争之际，他在两江总督刘坤一幕下，参与戎幄，对清廷割让台湾极为愤慨，诣阙上言，请罢和议，褫权奸，筹战事，并鼓动刘坤一支持唐景崧等人坚决抗战。台湾民主国成立后，他决心亲自赴台相助。可惜抵达厦门时，民主国已经败亡。此后他仍两渡台南，试图为刘永福争取大陆援军，均未成功。[19]内渡后曾任湖南督销局道员，庚子督办江阴江防营务处。[20]

长江联合阵营从正气会成立起，便着手联络秘密会社。1900年3月后，唐才常因为与汪康年一派的矛盾难以化解，为避免办事掣肘，让出正气会干事长的位置，召集湘鄂江淮的会党首领在上海成立集贤会，完全避开汪派，以前此建于东京的自立会的名义，专门从事发动和组织会党的“内圈”活动。

不过，汪康年等人显然参与了正气会运动会党的决策，知道内情，汪还认识会党首领张尧卿、辜人杰等人。该派骨干叶瀚继唐才常之后任正气会干事长，有责任全面了解会员的活动情况。参与该会的周善培，虽远在四川，仍不断以通信方式向汪康年等报告其运动会党的进展情形，并且一面认为唐才常应将所谋内圈之事通告汪派，一面劝汪康年等人体谅唐的苦衷，不要因此而生龃龉。[21]

7月，北方形势危急，时不我待，汇聚上海的革新人士酝酿废弃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的变政大计。为此，组织成立了中国议会（亦称国会），加紧准备，“派人去各省，与土匪联合起来以成一派势力”[22]。依据这一计划，国会一成立便立即派人到扬州秘密联络会党豪强；同时湖北方面有黄小琴其人，熟悉宜昌情形，表示“愿办宜荆一带下交事宜”，要求国会正式委任。[23]自立军失败后，汪康年、叶瀚等还准备收拾其余部，通过黄小琴在宜昌、恩施一带寻找“未开辟而无主名”的深山，将队伍拉进去潜伏待机。[24]则黄小琴是国会实行武力变政方针在湖北的重要依靠。关于此人，据办事者告诉汪康年：“敬如兄熟知小琴，可详询之也。”[25]敬如，陈季同字。陈为原台湾民主国外部大臣，有记载说他是民主国的动议者。他在如此深的秘密层面上了解具体人事，无疑也是国会核心机密的知情人甚至参与者。

此外，保皇会开始认为“大举必从闽粤发难”，而欲得福建，必须争取南洋海军和马江船政局。其时船政局提调为曾经与陈季同留学欧洲的魏瀚，康有为指示：“最好能得精通法文之陈敬如以联络之，则法监督等俱为我用。”[26]如此看来，保皇会也视陈季同为自己人或同道。

第二节　使节与异人

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一直保持相互交往，但是参与庚子勤王，迄今未发现他们之间彼此沟通联系的证据。这种不约而同的行为，更显示其思想倾向的一致或吻合。由此可以引申讨论的，是晚清士绅的动向及其与清王朝的关系。

庚子勤王，各派鉴于形势危迫，虽借此旗号，却随时准备自立变政。甚至康有为也有“万一”的考虑，打算在来不及救上的情况下自立救国。台湾民主国内渡官绅不惜犯险参与武力反清变政的密谋，决非偶然，其思想基因五年前已露端倪。内渡官绅以身世、经历、性格而论，多属两类人，其一，担任过外交边疆事务，接触了解西方较多；其二，传统士绅圈中的心怀异志者。

担任民主国外务大臣的陈季同，原是福建船政学堂前堂学生，1873年曾随团考察台湾军事，1875年随日意格游历英法，协助采办轮船机器，1876年春归国。[27]次年，李凤苞率制造、驾驶学生各12人，艺徒7人赴英法留学，陈季同以文案身份随同前往，并和作为随员的马建忠一起，进入法国私立政治学校“专习交涉律例等事”。这种与一般“习英学者可期为良将，习法学者可期为良工”[28]的普通学生要求截然不同的留学，最初显然是为了应付有关的外交事务，却使陈季同意外地接触到当时一般中国人鲜有认识的西洋新知的不同层面。以后陈归属清驻英国公使馆。

1878年清政府在德国设立公使馆，陈季同又为首任公使李凤苞咨调，与担任翻译的罗丰禄一同赴德，同时仍兼办留学生事务，先后历任驻德、法、比、奥、丹、荷等国参赞，以总兵衔、福建补用副将任驻法二等参赞官，并代理过驻法公使。他通晓英、法、德、罗马、拉丁数种文字，熟谙国际事务，尤精法国政治及拿破仑法典。[29]

在法国期间，因翻译接待等职务之便，陈季同与驻在国朝野各方及各国使节时相过从，经常可见到“伯理玺天德”，对包括民主共和在内的西方政治制度有切身体验。[30]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将他与罗丰禄相比较，认为:

罗则静默，可以讨论学问；陈则活泼，可以泛应世务，再能历练官场，中外贯通，可胜大任矣。[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