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4/11页）

林圭抵沪后，与唐才常、张通典相会，在唐的寓所住了一星期，然后与沈荩及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的田野橘次等一起出发赴湘。11月20日，田野橘次、唐才常、沈荩等曾在上海拜访白岩龙平，当是接洽赴湘事宜。[54]唐才常于1899年11月21日手书一函，托林圭带到汉口面呈东亚同文会支部长宗方小太郎，函谓:

兹有沈君愚溪、林君述唐拟与田野桔治君同往湖南，开办学堂、报馆等事。此举颇系东南大局，至为紧要。必须开创之时，极力冲破，以后举行诸事，自然顺理成章。[55]

此行的真实目的，三年后田野橘次在所著《最近支那革命运动》一书中予以披露:

湖南以长沙为首府，掘湘江之委流，帆楫殷阗，百货充斥，固支那革命之一大市场也。爰拟于此设哥老会之中央本部，以为革命之运动。惟哥老会名目，不可公然发表，而为满清官吏之所侧目，故使予开学校，并设新闻社，暗中盛为运动。

他们准备途经汉口时，知会张之洞，利用其为保护。不料“当时上海有日本愚物三人也，竟向予等之计画直开反对之运动，以阻挠之不使行”。所谓“三愚物”，当指白岩龙平、宫阪九郎和荒井甲子之助。据前引唐才常致宗方函:

顷悉白岩、荒井、宫阪诸君，皆于日内来汉妥商一切，务乞先生与数君子及沈、林二人公同会议，谋定后动，但求挟一必行之志，毋为浮议所移，湖湘幸甚，大局幸甚。

白岩龙平等人入湘，目的在于乘岳州开港之机，将大东汽船公司的航运业扩张到洞庭湖，进而与半个世纪以来未经欧洲列强染指的湖南全省直接联系，开发湖南的对外贸易，为将来与列强争夺在华利益做准备。这显然与田野等人欲在湖南联络哥老会密谋起义的计划存在冲突。

1899年12月1日，白岩龙平和荒井甲子之助从上海抵达汉口，与宗方小太郎、田野橘次等人会面。次日，宗方小太郎一行三人着中装由水路入湘，白岩龙平、荒井甲子之助等候宫阪九郎，定于4日启程。出发之日，沈荩、林圭“来见，并带与湖南朋友书数通转交”，田野橘次还到武昌码头送行。此行历时20天，归来后白岩龙平即赴上海，又返回日本，运动开发湖南航路。[56]

据田野橘次称：由于白岩龙平等人从中播弄，“因不能笼络张之洞，倘往湖南，则予辈之生命，恰如风前之灯，其危险不可言喻”[57]，林圭只好放弃原定计划。直到这时，唐才常与兴汉会的关系，仍是相当表浅的外在间接联系。误认为林圭等人一开始就以汉口为目的地，则不免夸大唐派勤王计划的组织准备程度。实际上，戊戌后唐才常只是短期回乡省亲，因遭顽固党纠集无赖围殴，即匆匆离去，并未与会党建立密切关系。[58]其主要的活动舞台是上海。

第三节　意外之果

田野橘次说：“予于湖南计画之运动既为三愚物所破坏，其反动之势力遂转而成两方面，一曰汉口之旅馆，二曰上海之正气会是也。”[59]这两方面都导致唐才常、林圭与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的加速结合。

“湖南之行既不果，少年林君留汉口，谋为哥老会之所寄宿者。开一旅馆，平时以为生业，而阴以便其党徒，实以为会合商议之聚点。盖哥老会员常集于此，以计东西之联络也。”[60]林圭临时改变计划，原来的中转站成了目的地，一时间财政上“穷无所告”[61]，人事上无从措手，不得不求助于毕永年和容星桥。本来孙中山介绍容星桥给林，不过是便中相助，现在却成为林圭的主要依靠。而容星桥也积极施助。他和毕永年分别捐助林圭三百金、二百元，以解燃眉之急，使之站稳脚跟。又与林屡次商议，认为“必大合而后能办妥”，在汉口设立公所一处，一则为群兄议会团聚之地，以免人心涣散，二则便于掩人耳目。

开始容星桥欲将公所设在租界，因房价太贵，改在僻静的老官庙择上首小房一所。同时，林圭还与容星桥、张尧卿计划开银矿轮栈以筹款聚人，并派人到各路探险联络，以“义群公司”名义相号召。唐才常邀林圭回湘，既有利用毕永年所招会党势力之意，又想通过师襄等以本派名义重新聚合。至此，则只能依靠兴汉会的现成力量了。好在毕永年、林圭原有合谋长沙之议，而兴汉会又因毕永年移居汉口而将活动重心转到湖北。

和毕永年、容星桥的联系使林圭等人与已经相识的兴汉会哥老会首领的关系进一步密切。1899年12月下旬，辜人杰、张尧卿及其同志26人在汉口扬子江干第一酒楼宴请田野橘次，其中半数以上是会党头目。他们刚刚从香港聚会归来，一见田野橘次“即奋呼曰：‘日本豪杰来！’”以玻璃大杯豪饮数十杯。田野以此非中国习俗，不胜奇异，乃叩问张尧卿。张大笑答道：“此是香港流行之饮酒法也。吾尝在香港，与日本豪杰宫崎滔天会饮，即是滔天之传授也。”酒至酣时，哥老会员“裂眦大骂，放歌高谈，颇有无赖汉之状。惟张君震声高吟亡国之诗云：‘神州若大梦，醉眼为谁开？湖海诗千首，英雄酒一杯’”。[62]

这一结合对双方均发生重要影响。林圭方面，开始将自己与孙中山、兴汉会相联系，认为所从事的是继续两年以来由孙中山筹划，毕永年、平山周实行的事业，遥奉孙为首领；派张尧卿与容星桥一起专程赴日，向孙中山汇报有关情况，请其务必商定办事的方针规则，以便加速开展活动；人事安排上也十分重视孙的态度意见。孙中山方面，林圭的转向和汉口的进展，促使其相应调整对策，委派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尽管在具体方针上与张尧卿等“所商尚无一定之规”[63]，但已不仅是从旁协助，而视为自己的事业。至此，双方都倾向于真正的合作大举，并将长江中游作为重心。

然而，正气会的成立却对汉口方面林圭与兴中会的合作产生牵制作用。湖南计划放弃后，唐才常召沈荩回沪，加紧筹办正气会。先此，唐在沪已开始联络各方人士，其寓所中“海内外之有志者，日日相续而来”[64]。只是因为行动重心定在湖南，暂时未在东南一带筹建组织。湖南计划受阻，唐才常决定汉口、上海并重，发动长江中下游一带的会党和革新志士，由林圭负责汉口，运动湘、鄂、皖、豫、川各省；他本人则负责上海，主要运动江淮地区。

1899年12月24日，正气会成立于上海。此事关系到兴汉会中哥老会首领“倒戈”的时间及程度，有必要略加申论。

据直接介入唐才常等人活动的田野橘次称，正气会是林圭等湖南之行受挫的产物之一。其筹划或早已开始（《正气会序》写于1899年夏），但未付诸行动。湖南之行不果，唐才常加快了组织步伐。兴汉会成立后，部分成员奔赴上海，风闻唐才常得到康有为的资助，掌握海外华侨大笔捐款，不免心有所动。加上一些首领随湘军驻防南京，张尧卿、辜人杰等遂与江浙革新派人士汪康年、丁惠康、叶瀚以及周善培等共结团体。不过，上海的士绅对于成立正气会意见不一，欧阳柱（石芝）、宋恕等对于正气会不以为然，后者说：“生今日而犹欲恢复清议，虽诚壮不可及，吾恐其将得大祸。即不得祸，亦决不能兴旺也。上海志士皆笑弟为畏怯无胆气，但有空识解，无足当天下兴亡之数，弟亦喟然受之”[65]，因而并未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