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兴汉会第四章兴汉会（第3/11页）

谢缵泰从1896年起就与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有所接触，洽谈过联合与合作。无论从宗旨的分歧程度还是声望的高下着眼，康有为都宁肯接受杨衢云而避开孙中山。在谢缵泰的劝说下，他表示赞同在维新工作中联合与合作。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后，梁启超等与兴中会的交往明显增多。湖南维新派与兴中会的成功合作，对于梁启超无疑有所触动。而孙、梁关系的发展，又对唐才常、毕永年的交往产生影响。

唐才常、毕永年二人的宗旨立场明显有别，因此杨衢云称前者为湖南维新派，而后者为湖南革命党。但两人都是谭嗣同的旧交挚友，政变后一勤王一革命，很大程度是要为谭烈士复仇还愿，实现其未竞夙志。同时，他们彼此也堪称生死之交。政变前夕，毕永年请康有为急催唐才常入京，与自己同担捕杀西太后的重任。仅此一事，可见两人肝胆相照的互信程度。毕永年虽与康有为反目成仇，对唐才常却深信不疑。而唐才常为实现大举计划，既要借重康有为的声望资财，又要依靠毕永年的会党武装，同时还要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汪康年、叶瀚为首的江浙开明士绅等各种政治派别沟通合作。

1898年11月，毕永年与平山周抵达上海后，得知唐才常与康有为保持联系，颇为不满，但并未因此产生戒心。次年夏，他和湖南哥老会首领同赴上海，继续与唐才常交往。5月27日，宗方小太郎、中西正树等人假座一品香宴请文廷式、汪康年、唐才常、张通典、狄平等人，毕永年也在座。[42]兴汉会成立后，宫崎寅藏、陈少白赴日途经上海，曾登岸拜访唐才常于其寓所，并将史坚如托付给他，请其设法引至湖北。所以，毕永年联络湘鄂会党成功的消息，唐才常早应获悉。

保皇会中对合作一事反应积极的只是梁启超等人，兴中会对于康有为一派染指兴汉会的企图不无警惕。毕永年到港，而合并会未开之际，湖南哥老会首领师襄也从上海赶来香港。师襄字仲吉，浏阳西乡人，尝跟随谭继洵仕清，以军功保都司，任谭继洵的卫队长。后弃官随谭嗣同四处奔走，戊戌前曾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商议，招募百余勇力果敢之士，由其带往省城黄忠浩营中训练，以备不时之需。[43]政变后师襄改投唐才常。他素为会党中人，是哥老会的股肱，兴中会怀疑他私通康派，欲将其排斥于会议之外，经宫崎寅藏劝说才改变态度，好意款待，以促成合作大局。

会议前夕，师襄忽然潜往广东，此行极可能是与当地保皇会或澳门总局接洽，归来后即诈称在粤接到急信：“说我党已在长江一带起事。目下众首领皆在此处，而部下竟轻举妄动，若不赶紧前去领导，只怕要惹起不测的祸患”，使得同寓的会党首领人心浮动。幸而宫崎寅藏当即指出:“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散布的谣言”，才稳住军心。宫崎寅藏察觉到师襄“勾结康派，企图从孙派手里夺取这些帮会的领导”的用心，与陈少白商议，以托其照顾内地同志为名，将他支走。师襄临行表白：“心里并没有孙、康之别，只愿能同心合力早日起义。”[44]

尽管师襄信誓旦旦，他与保皇会的确有阻挠联合之意。1899年9月19日梁铁君函告康有为:

师中吉偕湖南志士九人（皆哥老会头目也）来港，已分往潮州及福建各处，师暂住两礼拜亦往别处矣。师云：湖南内地有九万余人，独无军械粮饷，不能举动，拟候君勉南洋筹款。然君勉初到南洋，一切布置未定，奈何，奈何！在澳门，何穗田亦曾见此数人，晚生亦见之，然筹款一节亦甚难耳。……诸公到港亦曾识宫崎及少白等人也。惟师则主意极定，外联宫崎、少白，而内防之。湖南诸公亦深信服师。师且云：文廷式有异志，欲自立者。师之忠勇可爱，诚不愧复生之友耳。[45]

师襄到港，与参加兴汉会的其他哥老会首领并不同路，他所携湖南志士，如于9月中旬已分赴潮州、福建，则未参与兴汉会，是否为同一批人，或梁铁君函署期有误，待考。或据此函判断兴汉会成立于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底到八月初，实误。这样一来，师襄的影响力要较梁铁君所说打些折扣。他此去即赴上海，参加唐才常的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唐才常正是通过上述途径得知兴中会与湘鄂会党结盟的确信后，函邀林圭等人归国筹备起事的。先此，林圭“以急激故，亦为乡里所不容”[46]，1899年7月，应梁启超之招赴日，肄业于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因费用仰给于粤商，横遭他人白眼，又受日本报刊辱骂中国人的刺激，加上他以实行为目的，读书非其所好，遂向梁启超请求归国。恰值唐才常函邀，于是趁机踏上归途。

11月13日，梁启超、沈翔云、戢元丞等人在东京红叶馆为其饯行。是日上午7时，孙中山和陈少白由横滨赶赴东京，与大隈重信、犬养毅等会晤后，出席红叶馆送别会，平山周、宫崎寅藏等也在座。席间各人举杯预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47]林圭出发前亲诣孙中山请益，孙为之介绍在汉口俄商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员容星桥。[48]这时孙已经接到陈少白、宫崎寅藏送来的印信，是以兴汉会总会长的身份与会。而林圭回国的目的，正是到湖南联络会党。所以，孙中山允诺提供帮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红叶馆送别会出现于孙、梁合作的高峰期，当时双方进入洽商联合行动的关键阶段。唐才常虽与孙中山订约合作起兵，只限于殊途同归。而孙、梁关系不断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在康有为阻挠、华侨中两派冲突及诸同门掣肘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态度时冷时热，不仅曾明确表示暂时不愿合作，甚至一度“踪迹不得不疏”[49]。况且梁启超本人也有宗旨利益私见，因而双方联合中竞争时起，共事时摩擦不断。唐才常让林圭回湘，显然是想利用毕永年取得的成果，增强己方实力，与兴中会保持均衡。

本来毕永年赴湘联络会党，即与唐才常协商确定，只是他不满于唐才常与康有为来往，而奉孙中山为领袖。所以唐才常也不便直接找毕，要拉林圭代为出面。由于唐才常戊戌后并未到湖南从事组织发动，只能提供一纸计划，而无任何实际准备。孙中山答应与梁、唐合作而非合并，他不会轻易将刚刚到手的组织成果拱手送人。他答应向林圭提供的，只是外部帮助，而不是奉上兴汉会的组织系统。

红叶馆送别会后，林圭当晚乘船前往神户，与田野橘次同赴上海。和他同时接到唐才常邀请的“尚有四人，十日前已先发”[50]。此四人应为李炳寰、田邦璇、蔡钟浩、唐才中。宋恕日记载：己亥十月，“晤湖南自东回田、李诸君”[5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称：“唐既有志于湘鄂，以林与会党素有关系，乃约林及秦、蔡、田、李等回国大举，复由林邀鄂人傅慈祥、粤人黎科、闽人郑葆晟、燕人蔡丞煜等相助。”林圭等人系高等大同学校同学，行动自如，而傅慈祥等分属成城学校、东京帝国大学和日华学堂，不能无故离校，直到次年暑假才归国参与自立军事。据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自立军之失败》记，林圭“偕行者慈利李炳寰、田邦璇、武陵蔡钟浩、长沙秦鼎彝、及才常之弟才中，共五人”。另据黄中黄（章士钊）《沈荩》：“己亥冬，林圭乃返国，偕之者五人，即李炳寰、田邦璇之流也。”[52]而秦力山《说革命》称:他于旧历腊月往天津，次年2月，经上海至汉口[53]，似不在同行之列。即使其余四人，所谓偕行也是大概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