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4/7页）

新史料的问世，不仅填补了历史拼图的缺失，刷新或恢复了历史图像，而且造成进一步解读旧史料的契机。治上古史所谓识一字成活一片，在晚近史的研究中只要肯用心苦读，当时有所悟。只是史料愈近愈繁，搜罗不易完全，熟记更加困难，或然性又大为增多。如果不能将各类新旧史料融会贯通，则无法将史料安置于适当位置，难免偏于一端，放大或缩小其于认识史实的价值。

六

随着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蒙在庚子勤王之上的幻影逐渐褪去，历史的本相渐渐显露。

对于庚子勤王运动的重新认识，大致循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对自立会的历史进一步深究。胡珠生在编辑《宋恕集》的基础上，参照《汪康年师友书札》等资料，撰写了《正气会及其〈会序〉三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自立会历史新探》（《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强调江浙派士绅在正气会到自立会发展脉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由此可对长江流域的联合大举局面重新认识。二是发现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在两广而非两湖。1982年出版的《康有为与保皇会》，选录康氏家属后人捐赠的康有为遗稿和保皇会员的来往函札，其中关于庚子勤王运动的数量较多。这些未经改篡的原始文献，为了解保皇会的勤王方略和实际运作，提供了重要依据。但由于解读困难，以及原有认识的偏差作祟，迟迟未能得到有效运用。直到1990年代，才逐渐为学界所重视和破解。林克光在所撰《革新派巨人康有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中对保皇会两广兴师的战略有概括性描述；汤志钧《孙中山和自立军》（《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自立军起义前后的孙、康关系及其他——新加坡丘菽园家藏资料评析》（《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2期），[10]也提及保皇会在两广的布置；稍后，陈长年和我分别撰文详论保皇会庚子勤王的谋略与运作（陈长年：《康梁在两广的勤王活动》，《北京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桑兵：《庚子保皇会的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至此，与保皇会相关的庚子勤王史的轮廓大体显现。

在此前后，海内外一些学人如汤志钧、王慷鼎、赵令扬、杨天石、孔祥吉、黄宇和、中村哲夫、藤谷浩悦以及稍后容应萸、邱捷、郭世佑、廖梅等，不断发掘各种散见的史料，以求更多地将已有史料所蕴含的信息解出，从不同方面对于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程度不同地有所贡献。拙著《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一书，前四章《兴汉会的前因后果》《保皇会庚子勤王谋略及其失败》《勤王运动中各政治团体的关系》《保皇会的暗杀活动》，在解读新旧史料的基础上，分别从不同角度试图重建庚子勤王运动的史实。另有一些相关研究的进展，对某些具体细节的认识提供了帮助，如叶钟铃的《黄乃裳与南洋华人》（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1995年版）、邱新民的《邱菽园生平》（胜友书局1993年版）、陈善伟的《唐才常年谱长编》（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既有著作，不仅有助于新史料的解读，本身也显现出新的含义，如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这使得因资料不足以及保皇会故布迷局而形成的有关勤王运动的诸多假象相继被勘破，真相逐渐显现，原来争议较多的保皇会与各派政治力量的关系也日渐清晰。

不过，相关史料的确难读，虽经海内外众多学人的持续努力，还是有不少内容未能完全读懂，已经解读的部分间或有误。随着新史料的陆续披露，不断与既有史料比勘对读，时有心得收获，又相继撰写了十篇论文，并不断依据学界同好的研究和自己进一步研读史料，随时修订旧稿。自觉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已尽可能地加以解读连贯，至于未能读出的部分，则信守阙疑，留有以待。

就目前情形而论，仍有两方面遗憾，其一，关于保皇会海外活动的资料。保皇会成立于海外，分会组织遍布世界各地，参与者大都是华人华侨，勤王运动的主要财政支持也来自华侨的捐款。在美洲、南洋、日本及港澳地区，保皇会和华侨创办了数十种报刊，除少数几种流传较广或已影印重版之外，多数难得一见庐山真面。参与保皇会的华侨后人及其团体，可能还保存有不少文献，目前见到的只有谭良和邱菽园的藏件。有此缺憾，迄今为止，关于海外各地保皇会的组织、人事和活动，大都语焉不详。近年来，日本、澳洲、南洋部分已有学人从不同方面加以研究，[11]而更为重要的美洲部分，虽有若干论文论及其中的一些人事，整体而言，缺漏尚多。若能汇集掌握相关资料，可以深入认识近代华侨华人的民族和群体自觉的进程，这也是保皇会影响近代中国历史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此事限于条件，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其二，一些重要收藏，其中可能包含不少关键信息，由于存在多方面限制，无法解读。如赵凤昌藏札。其人原为张之洞幕府的要员，后来尽管因故退出，但仍然参与晚清乃至民国的各种大事的暗箱操作，从东南互保到南北议和的许多重大事件，均在其寓所接洽磋商，然后形成正式文件，因此有人称之为天下幕府之枢机。还有一些重要人物的资料正在编辑整理之中，暂时不便查阅。另有为数不少的未刊日记、函札、文集、笔记等，无缘得见。将来公之于世，对现有材料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印证解读，以扩大研究的范围。

七

前贤治史，讲究搜罗材料要竭泽而渔，治晚近史事者对此应当全力以赴，但真正做到恐怕绝难。历史人事的联系无限延伸，又难以完整保存，而史料愈近愈繁，公私收藏不知界限，要想穷尽，再小的题目也无可能。因此，在具体研究时，掌握史料到何种程度方可出手，必然因事而异。这虽然是技术问题，却很难设立一定的科学尺度。今人将学问看得太过容易，著书立说，必看的相关资料尚未读过，已经放言高论者不在少数；有的虽然看过，却未必读懂；甚至有声明未曾读过，仍然要发表大通意见之人，高谈阔论，言不及义，全然外行话。

民国以来，学人多用外来系统重新条理固有材料，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所有的相互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已经面目全非，其整体组合所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这类论著用外来成见取舍本土材料，即使所用条理系统，因根源在外，国人难以验证，认真追究，出入也相当明显。经历了近代史料大发现的时代，今人能够看到的材料远过于前人，读懂材料的能力则尚不及前人。而且史料的价值愈高，愈是难读，利用者反而日趋鲜少。以今日的情形而论，“做什么”当然不可忽视，“怎样做”更加重要；“看得到”即发现资料还需努力，“读得懂”更加迫在眉睫。否则，家有金山，沿门托钵，入山探宝，却拾得破铜烂铁的情况将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