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第2/7页）

今人关于近代中国史的许多观念，建立在似是而非的史料史实之上，好比沙上筑塔，难得稳固。而历史教学又一味偏重于灌输知识，将教科书当作历史。实则若教以如何认识历史，则历史不仅丰富生动，而且富于智慧。否则不仅索然无味，最多谈资而已。结果后学者学得不少套话，看不懂材料本身的意思，却讲了许多“言外之意”，翻来覆去，对历史的认识根本得不到深化。尝戏言以中国学人之众，若下功夫精研各自专攻，后人与外人恐怕难有下嘴的余地。可惜学人不愿下笨功夫，甚至不知如何下功夫，底盘不稳，又好高骛远，但以轻功，如天马行空，高来高去。看似飘忽不定，实则原地踏步，进展甚微。加以学问以外的种种影响，令学人分心于术而不能倾心于学，成就难得较已有为大。或许人多畏苦，又欲名利，只好借助于术，于学反而有害无益了。由此圈内外人对于学术渐失敬畏之心，因为不知深浅，也就无所谓高低。

不知古今中外学术渊源流变的大势主体，凡事截断众流，横逸斜出，不妄者几稀。连技术层面的东西尚未掌握，就试图独辟蹊径，自习则误己，教人则害群，放言高论，更加自欺欺人。若自以为是，开卷即立意超越前人，不看前人书，或但以己意度之，以为有思想出新意，不知尚在前人笼罩之下，甚至未及前人已明之事理。所谓著述，不过将古文变成时文，以唾余为发明。自晚清学人以“中国无史论”将既有史书打入另册，[5]中国似乎只有史料而无史书，只有官史，而无民史。在“新史学”的框架下，历朝历代之史均需重起炉灶，研究者似乎处于同一起跑线。可是，尽管新史学以不破不立将新旧学术截然分开，治学必须先因后创的规则依然制约着学术发展的进程。整体而论，接续既有传统的人文学科较移植而来的社会科学程度略高；就史学而言，国史与外国史差别甚大。至于本国史，上古部分经历清代学人由经入史的全面整理，基础较为扎实；中古部分由海内外前贤倾力相注，又得史料之多寡与立论之难易配合适当之便，很快走上正轨，养成循正途而守轨则的专业自律，虽然这两部分也存在不断用外来框架重新条理本土材料，以及褒之则附庸蔚为大国，贬之则婢作夫人的偏弊。而晚近史一方面背负繁重的史料，另一方面其发端又主要是为了解决学术以外的社会问题，结果对于史料的重视以及运用史料的慎重，反而有所欠缺。于是只能较多地依赖于外来的解释框架，以便将有限的材料组合成条理系统，解决材料纷繁和缓不济急的难题。如此一来，所建立起来的“大体”，难免存在与史料史实不相符合的诸多问题。

要克服此类弊端，一般以为应当求助于宏观，即变换解释系统。实则凡后来与外在系统，均与当时当地不相凿纳，强求则势必削足适履。此虽为近代以来欧洲以外文化系统普遍面临的不得不然的尴尬，如果没有充分自觉，容易误将后来外在系统当成历史的本相，本末倒置为研究的前提。当务之急，反而是不可操之过急，只有对大量史料史实进行具体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归纳或总结出所谓一般。今人常说治史不能仅仅求真，其较高一级的目标当是寻找规律。其实二者本来统一。规律者，事物之普遍联系也。治史所凭借的天然时空联系，与逻辑联系往往一致，环环相扣，无限扩展。而且求真不仅要实事求是，更可以深入心境，探寻心路历程。求真的过程，适为不断延伸地解开个人、社会与自然连环相扣的普遍联系。在此过程中，规律将逐渐显现。

以此为准的，中国近现代史可以拓展的空间十分广阔，即使过往重点研究的部分，也大有深入的余地。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中国号称史料大发现的时代，因此前贤提出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为预流。虽然就声势影响而论，甲骨、简牍与敦煌遗文最为显赫，但无论数量之多还是种类之繁，清代以来的晚近史料无疑最为巨大纷繁。除了数以万计的各种刊印书籍之外，还有中外公私藏档、报纸杂志、函札电稿、日记年谱、家族系谱、契约文书等等，其数量远远超过历代文献的总和。其中相当大量的部分属于未刊，或是根本不欲示人的秘籍；有的虽曾刊行，但流通量小；有的当年流行一时，时过境迁，已成难得一见的稀世珍本。目前所据条理系统，是在这些史料大都未曾寓目的情况下，利用可见片断，依据后来外在理论的逻辑系统，发挥想象，以点成面，因陋就简勾勒而成。其因应时势需要的历史作用自然不可低估，但联想与历史是否吻合，还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与解读。

三

近二十余年来，相关资料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大量出版或公布开放，可谓再一次史料大发现。而且与前此不同，除了浮出水面者外，学人还注意到水面以下冰山的巨大。例如学人素以《越缦堂日记》《翁同龢日记》《湘绮楼日记》和《缘督庐日记》为四大日记，以凸显其关系近代史事的重要，而近年出版的多种日记，于近代史事的重要性决不在四大日记之下，甚或在其上。据说这一时期已知未刊的日记稿本至少逾千种，其中不少以主人的地位而言，重要性亦复与上述相近。时势也为学人提供了可以从容向学的外在环境，不必仓促应急。两相配合，逐渐发现，以往所勾勒的线索脉络与历史本相之间颇有距离，有的甚至为假象所遮盖扭曲。如果充分解读史料，不为成见所囿，晚近历史的各章各节大都可以重新改写，有的恐怕将变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中心的历史尤具典型意义。

康、梁一派活跃于历史舞台中心的时期，主要是戊戌与庚子。康有为是以公羊学疑古的大家，相信史学之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自然重视历史记忆影响后世的巨大作用。梁启超则是“新史学”的倡导者，知道改变历史的重要途径之一便是改写历史。戊戌政变后不久，梁启超就写了《戊戌政变记》，以当事人的身份对那一段历史作了记述，成为后来学人研究相关史事的重要依据。然而，梁启超的记录并非历史真实的完整影印，其中不仅因为立场利害的关系，对于诸多事实的陈述带有一面之词的偏见，而且出于后来某些政治目的的需要，有意掩饰或扭曲真相，使得历史记载适合其当下的政治需要。[6]1920年代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时曾直言不讳：“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