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4/11页)

一得意,脏话又不由自主地冒出来了。

正在梁大牙举碗豪饮之际,东方闻音却脆脆地笑了起来:“梁大牙同志,你把我的手放开呀,我也要跟同志们碰碗呢。”

同志们这才发现,梁大牙同志的确是酒喝多了。梁大牙同志自从握住了东方闻音的手,就一直没有松开过。

梁大牙和东方闻音之间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了。

事后梁大牙就经常琢磨,东方闻音虽然说比他先参加八路军,但看模样,不过是个年轻漂亮的妮子。她不像韩秋云那样扎着个羊角独辫,也不像水蛇腰那样在脑袋后面挽一个花里胡哨的发髻。人家东方闻音那一头齐耳短发托着一张白中飘红的鸭蛋形脸庞,像是四五月间刚刚见红的水蜜桃。那双水汪汪的眸子就像一对明亮的星星,让人见着就想把它们捂在怀里。人家那眼角儿还挑挑的,不笑也像是在笑着。还有那杨柳般轻盈的身段子,高高爽爽的匀匀称称的,棕色的牛皮带束在腰间,愈发衬得神采飘扬。

梁大牙狠狠地想,要是能够娶个城里来的女八路做婆娘,自己的这个八路那就算当到如来佛的屁股底下了,梦里都是阿弥陀佛,那不硌坏韩秋云的眼珠子才怪呢。一往这回事上想,梁大牙就觉得浑身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舒坦。尽管这件事在眼下还只是一种幻想或者说只是一种朦胧的渴望,但是梁大牙已经有足够的理由为此而提前进入幸福状态。想一想心里都是甜甜的。

有了一缕若隐若现的对于美好前程的梦幻之丝在暗中牵引,梁大牙就把自己的日子翻了个底儿朝天。每日里带领中队训练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稀里马虎地放任自流了,如今是一个课目一个动作的来,完全按照副司令员窦玉泉和副参谋长姜家湖制定的计划进行。他手下的几个小队长都是蓝桥埠乡亲,有朱一刀、陶三河、曲歪嘴,原先在蓝桥埠都是听梁大牙吆喝的,现在当了小队长,当然对梁大牙更加惟命是从了。

梁大牙的中队长委实当得舒畅,组织训练更是耀武扬威。当然,最让梁大牙快活的训练课目还是抡大刀拼刺杀。倘若哪回训练时东方闻音正好从场子边上走过,那就了不得,梁大牙的那身功夫就更是发挥得腾云驾雾。

梁大牙自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琢磨自古美人爱英雄,只要他梁大牙能多砍日本鬼子,天上的七仙女他也能摸一把。

但是梁大牙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想到,他的行为为他的将来埋下了一颗祸种——他惹恼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主持特委工作的副书记、一直在暗中恋着东方闻音的江古碑。

江古碑这段时间在江淮分局开会,学习中央的洛川会议精神。回来之后就有风言风语传到耳朵里,说是游击支队里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对东方闻音心存不轨,打了几个小仗,自恃有功,甚至对东方闻音动手动脚。江古碑的恼火在于,虽然他还没有向东方闻音表白什么——他的那点朦胧的爱情火苗曾经受到张普景和窦玉泉善意而又严厉的提醒:革命者以事业为重,眼下正是斗争复杂时期,应该坚决摒弃小资产阶级情调,绝不能在凹凸山区缠绵于儿女情长。如此,江古碑才把一腔热烈的爱情之火深埋在心底,却在暗暗地眷恋着那个清纯如水的姑娘。哪里想到,他都不敢做的事情,一个刚刚参加八路的泥腿子,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并且明火执仗地动了手。尽管他不相信东方闻音会跟那个癞蛤蟆有什么瓜葛,但他的心里还是十分不舒服。岂止不舒服,简直是痛恨。

这一年是凹凸山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除了游击支队在游击战中不断扩充壮大,地方工作也有声有色,主持特委工作的江古碑提出了“建设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口号,并以李文彬担任县委书记的陈埠县为模范县,要建立凹凸山的“巴黎公社”。

李文彬的事业进入到一个高潮阶段。这个来自武汉的热血青年,曾经被一篇秘密流传的文章《红星照耀中国》激动得心潮澎湃,毅然投笔来到革命阵营,以巨大的热情要在中国革命的领域里施展宏伟的抱负。是啊,中国太黑暗了,封建统治,列强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革命,就是要砸烂一切旧有的秩序,就是要彻底地推翻一切反动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他的家庭就是官僚家庭,在他看来是腐朽的剥削阶级。他崇尚革命,崇尚苏维埃,崇尚巴黎公社,他在宣布脱离家庭的时候提出来的口号是:“不当少爷,要当主人;不做资产阶级的寄生虫,要当无产阶级的马前卒。”

后来进入凹凸山,由于凹凸山根据地的领导人在支队和特委主要负责人的配备上同江淮军区和分局产生了分歧,又是李文彬第一个表现了高风亮节,表示要到最底层去,他选择了革命基础十分薄弱的陈埠县,以满腔热情打开了局面。

初到陈埠县的时候,工作极其艰难,这里的老百姓对革命茫然无知,原先杨庭辉派来的几个党员只热衷于组织武装,拉起了几个武委会,尤其让李文彬不满的是,这些人对于彻底砸烂旧的秩序没有太大的热情。他们说,陈埠县的县太爷尤大头是个老好人,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抗日,还经常给游击支队送粮送衣,只要你不招惹他,他就不会做对革命不利的事。

李文彬对这些话很反感。那个尤大头是反动军阀某某某委任的县知事,土匪进山的时候他是县长,国民党来了他还是县长,他就是靠这种八面玲珑的手段维持他的统治。给游击支队送粮送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他同情革命?说明他是革命者?完全是胡说八道。我们共产党必须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应该由彻底的革命者来当县长。有了这个认识,李文彬就向特委打了报告,要发动民众,要以革命的姿态而不是妥协的姿态开展陈埠县的工作,要推翻旧的政权,撵走县长,没收奸商财物——这些提议都得到了特委的肯定。

那段时间,李文彬被革命的激情燃烧着,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一变而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他走乡串户,宣讲革命知识,到雇农家里去,到手工业者家里去,尤其见效的是到县立师范学校去,在那里,他得到了最大的支持,学生们对外面的世界比山野村夫们知道得多,学生们对于闯出凹凸山干一番惊天动地革命事业的热情比农工要高得多。

也就在这个时期,李文彬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必然问题。一个女子,一个凹凸山雇农的女儿,闯进了他的心田,在他的内心深处,在澎湃的激情的海洋里,占据了重要的一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