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2/3页）

主意打定，李纲便差甘云去请索天雄到西府来一叙。

按李纲的估计，他将此想法对索天雄一提，索天雄肯定会欣然诺之。因为，首先，索天雄显然是个深明民族大义之人，以往他是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现在给他提供了用武之地，他当然应是求之不得。其次，李纲准备将他直接委任为禁军统制，统制属于中级军职，位在统领之上，可以独领一军，其俸禄也比较可观。而且此职距都统只有一步之遥，一俟立有军功，即可步入高级武将行列，前程可谓远大。可以说无论于公于私，此事对索天雄来说，都是件显而易见的好事。

然而让李纲意外的是，索天雄听他表明意思，稍作沉吟，很诚恳地谢过他的器重之后，即十分明朗地谢绝了这事。

索天雄据以推托的理由有二：其一，索某生性散漫，自在已久，难习军中戒律约束；其二，小女飞春自幼与索某相依为命，未曾须臾分离，不便留其独守家门。

这两条理由，尤其是后一条，听起来确实在理。但李纲总觉得这似乎都是索天雄的托词。因为据他观察，索天雄这人的习性并不散漫，相反地倒颇有令行禁止的军人气质，遵守军队戒律对他来说似乎不是问题。父女不忍离别倒是事实，但索飞春毕竟不是三岁的孩子，以她的处世能力看，并不至于离不得父亲膝下。如果索天雄立志为国建功，这个问题是可以妥善解决的，他李纲也可以帮助解决。可是索天雄并没在这上面留什么商量的余地。

那么索天雄为何不愿进入禁军？是畏惧征战贪生怕死吗？否，索天雄在战场上一马当先的表现，李纲是亲眼见过的。要说他怕死，天底下就没有不怕死的汉子了。

不是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原因呢？索天雄不多说，李纲也不便多问。他只好很惋惜地表示：“既然索义士有难处，本官也就不强人所难了。”

索天雄相当过意不去地向李纲致以歉意，表示如蒙李大人不弃，今后他或许另有与之合作的机会。李纲当时随口应道：“但愿。”而事后回想，他才品味出，索天雄那话虽是说得谦和随意，实则口气不小。他说的不是“效力”而是“合作”。“合作”？一介平民有什么资格与朝廷的一品大员谈什么“合作”？李纲没有因此而动气，但这更使他觉得索天雄这个人难以捉摸。

谈话结束时，索天雄取出一个小布包交给李纲。他说：“李大人为了百姓夙夜操劳，很少有时间照料自己，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飞春缝了两双袜子让我带给李大人，算是聊表寸心吧。”

李纲忙双手接过连声致谢。两双袜子不值什么，却是一种浓重情谊的体现，这里面，是包含着索天雄对李纲的由衷尊重的。李纲很看重这一点，因为在他的意识里，已不知不觉地将索天雄当作了民心民意的一个代表。特别是听说这两双袜子是索飞春亲手缝制的，更使他感到温馨，而同时在心头亦不免升起了一种不可名状的失落。

留用索天雄未能如愿的失落感尚未消除，又发生了一件让李纲颇感郁闷的事：种师道被迫放弃追歼金军的行动率部返回汴京后，竟被赵桓以其年迈体衰为由解除了一切实职。

李纲认为这个决定十分不妥。他上奏说，种师道固老矣，但是体魄尚健，还没老到不能做事的地步。论布阵用兵指挥作战，他仍是当前朝中首屈一指的大将，弃之不用甚为可惜。却不知此事的根由，盖因张邦昌在暗中进言，说李种二人气味相投行为默契，现在李纲掌枢密于内，种师道握重兵于外，如果两个人结成一党，势力太大，不可不防。所以，李纲越是上奏，赵桓就越是不准。

在这件事上李纲又是只能束手而叹。旧的罢去，新的不来，将来战阵之上，良将可有几何？

实际上，担心李种结党，纯属杞人忧天。诚然，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李纲与种师道志趣相近秉性相和，相互间的关系容易处得融洽，这是事实。但是若说勾结朋党，他们却俱非那等人物，而且他们也并非事事都默契得天衣无缝。

这一日，李纲至种师道寓所去看望老种，论及军国大计，两个人的看法就产生了重大分歧。

李种皆为忧国忧民之士，三句话不离本行，礼节性的寒暄后，话题便自然而然地转到了时局上面。这次坐失重创金军的良机，实是遗留大患，金邦贪心不足扩张成性，亡宋之心不死，必将卷土重来，而且为时不会太久。对于时局发展的这个趋势，两个人的看法完全一致。但是谈到对策，他们的见解便大相径庭了。

以李纲之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对付金邦的侵略，除了努力提高宋军的作战能力和加强边陲的防备措施，更无他途可言。如今金军新退，料其在三五个月内没有再度大举南犯之力。那么朝廷就应当抓紧这段时间调整兵力部署，构筑防御体系，改善兵器装备，积蓄军需粮草，总之是要以坚决御强敌于国门之外的态度，下大力气全面地整顿好军备。敌强不足畏，可畏者是我们自身的散乱松垮漏洞百出。只要我们发愤图强励精图治，从精神到物质上都准备得坚实充分无懈可击，以我大宋国力之雄厚，如何便敌不过北漠一个游牧之邦？

李纲本以为，作为一名抗金态度十分坚决的老将，种师道的想法定然会与其不谋而合。他前来看望落职的老种，一来是有慰问之意，二来也是想就整顿军备事宜向他做些讨教。毕竟老种是身经百战戎马一生的宿将，在这方面的经验比他丰富得多。

然而大出李纲意料，种师道非但没有赞附他的话，反而提出了一个截然相反的主张：为长远之安全计，朝廷应趁此战事暂息之际迁都长安。

提出这个主张，种师道显然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他徐徐地呷着清茶，用低沉苍老但相当肯定的口吻对李纲指出，汴京外无形胜之固，河北乃一马平川，极利金军的骑兵驰骋，实属易攻难守之地。边寨烽火一起，顷刻便可燃及城下。太祖当年建都于此，主要是出于经济财政方面的原因。然以战略目光视之，以此地作为京城很不适宜。此番汴京险遭倾覆，给我们敲了一记响亮的警钟。此险可一而不可再，京城西迁势在必行。

迁都之议是当金军兵临城下时，白时中、李邦彦等人早就提出过的。这个建议当时就被李纲坚决地否决掉了。虽然李纲明白，现在种师道提出迁都，其动机性质与李邦彦之辈完全不是一回事，但他仍然很难接受这个主张。

他辩解道，汴京乃大宋经营百年之都，基业庞大人口众多，一旦动迁损失甚巨。汴京外围无险可守不假，但拒敌未必非赖天然屏障。只要防御力量部署得当，完全可以弥补这个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