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2/3页）

许翰曾劝李纲，此议慎提，以免令皇上心生猜忌。而李纲自恃是出以公心，还是直言不讳地提了。赵桓阅过李纲的奏折，起初是意欲以种师道接替曹蒙为亲征行营副使，但执笔拟旨时却产生了一丝犹豫。他想到，如此一来，就等于将朝廷禁军的指挥权几乎全部集中到了李纲手里，这样做是否妥当呢？李纲这个人本来便固执得令人头疼，一旦集天下兵权于其一身，会不会更难驾驭？于是他便暂未下诏，打算听听宰执们的看法再做定夺。

李邦彦一见皇上要议此事，心里马上有了底：皇上对李纲并不放心。如果皇上意属李纲，在金殿上当场诏令各部将帅悉听李纲节制就是了，何须召集宰执另议？

这对李邦彦太有利了，他立即做出襟怀坦荡状，毫无顾忌地首先表态道，太祖废除前朝军制，盖因太祖深谙其弊。依太祖治兵之法，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之权。如今李纲之权，已超于枢密及三帅之上，若再将勤王之师悉交其手，即不合乎祖制，且又隐患无穷，窃思断不可为也。

赵桓本无定见，此时若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在非常时期可以打破常规，一切应以有利于指挥作战为准，对他的决断亦会产生影响。可惜没人这么提。几个宰执倒并非皆似李邦彦那样居心叵测，但对李邦彦冠冕堂皇地提出的祖制，却都是不敢不认同的。其中怀有善意者，还认为不让李纲拥兵过重，乃为令其免祸之道。

由于这些人都不懂军事，对于分散指挥权将在作战中带来的麻烦和弊病均无切实考虑，更谈不上给予高度重视，因此商议下来，经赵桓首肯，便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于亲征行营司外另置宣抚司，以种师道为签枢密院事，兼河北、河东、京畿宣抚使，以姚平仲为宣抚司都统制。各路勤王之师，以及原来驻扎在城外的前后两军，均属宣抚司统辖，驻扎在城内的左右中三军，仍归行营司统辖。

而且，在李邦彦所谓宜职责分明的建议下，赵桓特地在诏令中明确申敕，行营宣抚两司节制既分，行事独立，相互之间不得侵紊。

这样一划分，李纲非但没有得到统一指挥权，反而连原来辖下的兵马也被划走了半数，可节制者只剩了两万余人。也就是说他这个城防总指挥实际上已是变得徒有其名。不动声色地将李纲挤对到如此地步，李邦彦感到相当满意。

李纲接到诏令，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他感到非常意外、非常失望、非常寒心。这种安排，使他的雄心勃勃的宏伟抱负基本上泡了汤。

他本想再上奏折力陈己见，但是思忖再三，还是压下了内心的冲动。皇上不肯将兵权悉付行营司，显然说明了对他是心存顾忌。在这种情况下再明目张胆地去上书争权，岂不是更会加深皇上的误解吗？

再说，从年龄上讲，种师道是他的长辈，论资历功绩，德高望重的种师道更非他李纲所能企及，硬是坚持要将其置于他的治下，确也有点难以服众。李纲对种师道甚为敬重，实在不愿与之产生龃龉。何况目下大敌当前，团结问题尤为重要。

虑及如此种种，李纲只能强忍不快，默然接受了这个决定，并且于接到诏令的当日，便主动前去拜会了种师道，表明了希望与之精诚合作通力破敌之意。

指挥权分割完毕，下面要解决的，就是如何用兵的问题了。

前些日子，为了尽可能地满足金人的欲望，力求达成和议，宋廷不得不竭尽全力天天向金营输送金银珠宝玉器古玩，凡此种种已尽倾所有，而金人犹嫌不足，进而又索取妓乐、珍禽、驯象之类。这还不算，与此同时，金军竟悍然将位于城外的后妃王子帝姬之墓发掘一空。赵桓被欺侮得怒火中烧，却始终鼓不起与金军拼杀个鱼死网破的勇气。如今京城内外援军会集，眼看着手里兵多将广，赵桓的底气充足起来，便赫然有了用兵之意。

李纲抓住时机上奏赵桓，请求朝廷罢议和整兵事，恢复以战退敌的国策，狠狠打击金军，重创其有生力量，令其不敢再生觊觎我中原之心。赵桓准奏，即命他会同宣抚司草拟作战方略。

作战方略李纲早有考虑，他的设想是这样的：金东路军经过历次战斗减员，其中真正的女真精兵目前已不足三万，加上契丹渤海等杂种兵将，宗望部充其量还有五万人马。这个兵力与会集于城下的宋朝勤王大军相比，可谓众寡悬殊。况其孤军深入，正如虎豹自投陷阱，败象已然毕露。然金军凶悍，困兽疯狂，却又不可小觑。因此宋军破敌，当以智胜计取，不能蛮干硬拼。

为今之计，宜先出兵扼守河津，断敌粮道，禁绝抄掠。同时分兵出击，恢复畿北诸邑。而对城外的金营，可暂以重兵围之，坚壁不战。如其有游骑出营，则坚决予以痛击。当困至其兵疲粮匮时，可以将帅名义发出檄书，迫其承认三镇为宋朝固有疆土，而后可网开一面，纵其回师。却又于黄河岸边埋伏奇兵，待其渡河时拦腰杀出，一鼓将其主力歼灭于黄河两岸。

对于这个作战方略，李纲经过深思熟虑，已筹划得比较完整。如果大权在手，只需呈请皇上允准，行营司号令一下，各部遵命行动就是了。但是现在李纲无权统一调动兵马，便只能先将此提交宣抚司会商。

因宣抚司初建，房屋正在清扫，会商仍在行营司进行。会商时，隶属于宣抚司的重要将领如姚平仲、马忠、折彦质等都要到会，都有发言权。由于众将对敌情的了解和判断不一，意见分歧也就在所难免，于是便又另外提出了若干种打法，各执己见争论不休。其中尤以姚平仲与李纲的分歧最大。他认为，以目前宋军之兵力，完全可以立即对金军发起总攻，不必等到其北归渡河时再打。

好在种师道老成持重，谋虑沉稳，对全局的把握比较准确。他经过慎重思考，以为还是李纲的方略最为切实可行。只是有一点稍有不同。他提出仅对宗望围而不战，不足以促其速退，而如拖延日久，万一宗翰的西路军打过来，战局将另生变异。所以，在围困敌军的同时，还是应当有主动的出击，要连围带打，搞得宗望站不住脚，让他坚持不到宗翰到来，便不得不拔寨撤退。而宗翰若闻宗望撤军，则亦将不战自退，不可能再孤军冒进，由是大局可定。

李纲觉得有理，欣从其言。其他将领见李纲与种师道已达成共识，也就不便再持异议。于是作战方略便这样敲定下来。

关于出兵日期，为求稳操胜券，两司会商结束后，特请了一个颇有声望的阴阳师卜卦，卜得宜于出师的吉日是二月六日。这个日期恰好与李纲、种师道之意不谋而合。因为那时又将有勤王劲旅姚古、种师中等部抵达汴京，可为宋军再添制胜筹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