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二次革命”的必然性及意义所在（第2/7页）

当袁世凯为了自身利益，堵死法律解决宋案的路子，在政治上分化国民党人，在军事上紧逼国民党人，在舆论上刻意把国民党塑造成敌人的时候，也就把国民党逼到了死角，由于无法找到其他有效的反袁途径，“二次革命”爆发也就是必然的了。有人批评国民党“为了一个刑事案件”，“开启了辛亥革命后用武力解决政争的先河，而且在国民党带领下愈演愈烈，中国政治以此为起点走上歪路”。[202]还有人认为：“革命党人虽然宣言要追求的是真正的共和制度，但实际上或者说客观上破坏了这种制度，采取革命的方式、武装斗争的方式取代了和平的方式，违背了人们的意愿，破坏了和平建设国家的路径。”[203]持这样看法的人显然忘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二次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被迫发起的革命，从主观上讲，国民党根本没有破坏民主共和的意图，恰相反，发动革命的目的，是要反抗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是要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因为袁世凯在民主共和制度下的一些作为，实际上是与这一制度相背离的，任其发展，必成大患。正如李剑农在论及“二次革命”时所说：

当时的人心，一般说是“厌乱”，其实所以厌乱，还是因为“并不知乱”。一般人以为辛亥革命的小小战事就是“乱”，赣宁的军事就是“乱”，不知道还有无数次南北混战的“大乱”种子，伏在北洋军阀里面，好比小孩身上长了一个小痈，你要趁早替他割去，他就拼命的抵抗叫痛，不知道痈毒漫延日久，还有将来的大痛。中山虽然学过医，想用割痈毒的方法，从早下手，大多数的所谓国民都不愿意要他割，就非等到痈毒的大溃烂，无从施治了。[204]

国民党在实力不济的情况下，依然发起革命，就是要及早割掉“伏在北洋军阀里面”的“小痈”，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以免等到“大溃烂”的时候“无从施治”，这就是“二次革命”的意义所在。这一意义并不因革命失败而减损分毫，恰相反，袁世凯后来逐步走向帝制，以及袁死后中国陷入军阀割据混战局面，反复证明了当初国民党发起“二次革命”想割掉北洋军阀里的“小痈”是很有远见的，只不过因当时所谓“国民”尚未觉醒而遭到失败。

我们不应当因为袁、赵不曾主谋刺宋，便否认“二次革命”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并贬低其意义。与其苛责国民党不走所谓“合法”道路，不如探求是什么样的因素导致国民党再次走上“革命”道路。

[1]《中华国民共进会草章》（1912年7月），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2。

[2]《内务部之风潮·洪述祖舞弊》，《民立报》1912年9月3日，第7页；《宋案旁征（一）·洪述祖》，《神州日报》1913年4月4日，第3页。

[3]《宋先生案之一线光明·洪述祖之经历》（北京本报4月1日特记），《民立报》1913年4月5日，第7页；《宋案之过去历史》，《亚细亚日报》1913年4月23日，第2页。

[4]《第一件张绍曾寄应夔丞信两纸信封一个》（1912年9月17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7页。

[5]《黎元洪镇压马队暴动致内务部咨文》（1912年10月），朱宗震、杨光辉编《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第163—165页；《特约路透武昌电》（1912年10月5日发），《神州日报》1912年10月6日，第2页。

[6]《临时大总统令》（1912年9月29日），《政府公报》第153号，1912年9月30日，第193页。

[7]《程督饬查共进会》，《民权报》1912年9月22日，第10页；《军人入党禁逾严》，《民权报》1912年10月5日，第10页；《假冒共进会》，《民权报》1912年10月28日，第9页；《余杭现曙光·解散匪会弭巨患》，《民权报》1912年12月10日，第7页；《朱都督除暴安良》，《民权报》1912年12月23日，第9页。

[8]《程德全保应原电》（1912年10月16日），《民权报》1913年4月8日，第7版。

[9]《宋案旁征（五）·赵总理私邸之一席话》，《神州日报》1913年4月18日，第4页。

[10]《程德全密电稿》（未刊），引自李宗一《袁世凯传》，第238页。

[11]《宋先生在天之灵·看尔横行到几时》，《民立报》1913年3月31日，第10页。

[12]《第五件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附三纸》（1912年10月29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8—9页。

[13]《第五件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附三纸》（1912年10月29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9页。

[14]《第八件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一纸》（1912年11月1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11页。

[15]《第九件洪述祖寄应夔丞信三纸》（1912年11月29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11页。

[16]《第十件洪述祖致应夔丞电一纸》（1912年12月11日川密），《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12页。

[17]《应夔丞印领》，见《北京发表任用应夔丞之始末》（续），《时报》1913年4月11日，第3页；《应夔丞节略》，见《北京发表任用应夔丞之始末》（续），《时报》1913年4月11日，第3页。

[18]《第十二件赵总理致洪述祖信四纸信封一个洪致应夔丞信一纸》（1912年12月）、《第十三件洪述祖致应夔丞信一纸》（1913年1月5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13、14页。

[19]《致武昌黎副总统各省都督民政长电》（4月28日），1913年油印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藏，第174函；《宋案之鳞爪·赵总理与应桂馨之信》，《大共和日报》1913年4月20日，第4页。

[20]《第十八件赵总理致应夔丞信一纸信封一个国务院应密电码一本》（1913年1月14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16页。

[21]《应夔丞条陈取缔会党上大总统呈文》（1913年1月14日），北京市档案馆，国民共进会全宗，档号J222-001-00006。

[22]《国务院公函》（二年内字三十九号），见《北京发表任用应夔丞之始末》（续），《时报》1913年4月11日，第3页。

[23]《欢迎国会团第一次宣言书并驳书》，1913年油印本，第15页。

[24]《第十九件应夔丞信两纸又一纸》（1913年1月21日），《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案内应夔丞家搜获函电文件检查报告》，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