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党应对宋案的惨痛教训
民国进入第二年后，随着临时政府即将结束，正式政府即将成立，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争权斗争越来越公开化、激烈化。在这样一个敏感时段突然发生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被刺事件，对国民党人而言，是很大的打击。但由于政府方面有人涉案，对国民党人而言，此案又为反袁提供了依据。然而，双方较量的结果完全出人意料，国民党人不但没能揭开宋案真相，反而在对袁斗争中越来越陷于被动，最终惨败。其中教训，很值得我们思考，最为惨痛者有如下几点。
第一，国民党人对宋案证据自始至终没有从理性出发，进行过系统研究，这使得他们对宋案真相的判断充满非理性的假设或猜测成分，结果，本来紧握在手的利器，没有刺向对方要害部位，反而伤了自己。
刺宋案一发生，国民党就将其归因于政治关系。如3月22日宋教仁辞世当天，《民立报》即发表时评，认为此暗杀案“内幕中，必有政治关系有力之人，为之指使”。[143]国民党本部向各省支部及各报馆发出电报，明确称：“宋君竟因政治关系遭此惨祸，个人未足惜，如大局何。”[144]随后，国民党人纷纷将矛头指向政府，甚至直指袁世凯。如上海英文《大陆报》披露：“国民党中多以此事归罪于北边……宋君友人云：宋君在世间无仇人，其心忠义，言语温和，而其性情又属谦让，观其可以归罪之人，但有大总统而已。”[145]《中华民报》断言：“主使杀宋者，必谋破坏政党内阁、推翻平民政治之神奸巨蠹。”[146]国民党本部所发《哀辞》亦云：“先生所持者为政党内阁……先生被刺原因，或肇于此。彼刺先生者，以为天下人才惟使君耳。先生既死，则政党内阁无从发生，因而采取总统责任之制，予取予夺，谁敢逆鳞？”[147]曹操与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曹操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国民党本部变换其词，分明是说，“彼刺先生者”即袁世凯。3月26日，孙中山会见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时也将矛头指向袁世凯，谓：
宋教仁暗杀事件，事颇重大……根据收到之报道，其数虽少，而出自袁世凯嗾使之证据，历历在目……袁以大总统之高位，尚用此种卑劣之手段，实所不能容忍。[148]
同日，在长沙举行的公民会上，国民党人宁调元发表演说，称宋教仁在“共和成立后，主张内阁制最力，深触袁氏之忌。近且奔走东南，反对举袁为总统，袁之党欲得而甘心者久矣。遁初今日致死之媒在此，所谓绝大之凶犯即袁氏是也”。[149]4月初，孙中山会见有吉明时，又将主要矛头指向赵秉钧，谓：
我党今后之方针，将使十二日开幕之国会尽量拖长会期，直至宋案之审理结果判明，以便掌握充分材料对袁进行诘责，至少赵秉钧为宋案之元凶一事，已成为不可动摇。根据情况，法院或将拘传赵秉钧出庭对质，用以确定证据。[150]
4月13日，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在张园举行宋教仁追悼大会，于右任、马君武、潘仲英、黄膺白等多位国民党重要人物发表了矛头直指政府和袁世凯的演说：
于右任君谓：今日追悼宋钝初，实在是追悼民国全体。钝初为（民）国伟人，故暗杀钝初略为暗杀民国全体。诸君要看“燬宋酬勋位”五字，可见杀死宋钝初的，就是给人勋位的这个人……马君武君谓：鄙人今日代表中山先生来会追悼，宋先生之死实为官僚党之主谋，故官僚党实为民国之贼。今欲建设民国，第一须要推翻官僚……潘仲英君谓：今日追教〔悼〕宋先生，演说者极多，不说杀先生的是民贼，就说杀先生的是官僚，我说杀先生的人不必讳言，我可直捷痛快的告诉诸君曰：就是袁世凯。袁世凯非怕先生要杀他，实怕先生的政党内阁、地方分权及种种平民政策。若先生的政策实行，他就有大大的不利，所以下此毒手。我恨不得食袁世凯肉……黄膺白君谓：……宋先生为政策而死，那与宋先生政争的人，即系顺我者生、逆彼者亡之一人。此人维何？曰袁世凯是。[151]
黄兴在宋教仁刚被刺时，对于是谁实施暗杀，表态十分谨慎，曾发表谈话说：
吾知宋甚稔，决其并无私仇，故此事必系政治上关系，为反对其政见者出此毒手。有多人均执此说，至究为何人，吾人未敢断言也。然吾殊不解，以彼之政见，何致惹起此等残贼手段。须知宋实殚心竭力，以调和南北为事者。其政见和平稳健，□以学理出之，事事以国利民福为念，或者竟有人误会其意乎？据吾人推度，宋之意见殊无足以立陷己于危地者，近来举动亦皆不致招此死敌……凶手是否欲杀我而误中宋，殊难悬断。第放枪处相离甚近，不应误认也。[152]
但是，到上海交通部举行追悼会时，黄兴也态度鲜明地将幕后主使指向袁世凯，于会前致送了一副后来广为流传的挽联：
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
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洪述祖，我说确是袁世凯。[153]
另外，戴季陶在4月中旬也发表了题为《专制与共和之激战》的文章，直指刺宋案幕后主使乃是政府重要人物，洪、应、武不过小民贼而已：
此案之重要关系人，为政府之重要人物，已成铁案，白箱一揭，假面全破，洪述祖不过为走狗耳，应之与武不过欲得势位、金钱而已。此种小民贼，无恨于宋先生也，无意于政治也。其罪大恶极、破坏共和、叛逆民国者，役使洪、应、武之人也。以金钱、势位役使小民贼，而造成其专制势力之国民公敌也。何恨于武，何怪于应，何责于洪，更何有乎南北，何有乎党争。[154]
由此可见，在宋案证据尚未正式宣布之前，国民党人就自认为掌握了刺宋案真相，找到了真正的元凶。
宋案证据由租界会审公廨移交中方后，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于4月25日深夜通电，撮要宣布。《民立报》随即刊登44件证据，《中华民报》《神州日报》刊登43件证据，《申报》《顺天时报》更刊登《宋案证据全录》，共53件。这本来应该成为国民党人回归理性、认真研究宋案的一个契机，然而，已经认定袁、赵就是幕后凶手的国民党人，早已对袁、赵展开猛烈攻击，怎么可能再回到原点。于是我们看到，宋案证据成了国民党人极力证明袁、赵就是刺宋案幕后凶手的注脚，而非理性研究案情真相的出发点。因此，不论是《民立报》《中华民报》等所刊宋案证据按语，还是徐血儿、戴季陶等对赵秉钧自辩“勘电”的反驳，都出现许多明显的解释错误，或假设性、猜测性分析。如将赵秉钧函送应夔丞密码电本及请洪述祖帮助应夔丞办理领取江苏驻沪巡查长津贴的公事行为，错误地认定为他们相互勾结的证据，并猜测其中有不可告人之重大秘密；将洪述祖屡屡要求应夔丞提供的“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也就是证据中所谓“物件”，错误地解释为宋教仁之生命；将3月13日应夔丞致洪述祖函中所谓“若不去宋”云云，错误地解释为杀宋起于应夔丞之主动，并认为其背后必有政府允许，却对洪述祖3月6日造意杀宋之函视若无睹。当袁世凯致电黄兴，解释证据，希望能公平对待赵秉钧时，黄兴底气十足地复电称：“钧座解释证据，与鄙见颇有异同。兴亦非必固张己说，铁案如山，万目共睹，非一手所能掩饰。”[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