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党应对宋案的惨痛教训（第3/5页）

夫尊重法律，兴岂有异辞。惟宋案胡乃必外于普通法庭，别求公判，其中大有不得已之苦衷，不可不辨。盖吾国司法虽言独立，北京之法院能否力脱政府之藩，主持公道，国中稍有常识者必且疑之。况此案词连政府，据昨日程督、应省长报告证据之电文，国务院总理赵秉钧且为暗杀主谋之犯。法院既在政府藩篱之下，此案果上诉至于该院，能否望其加罪，畅所于挠〔政府无所相挠〕，此更为一大疑问。司法总长职在司法，当仁不让，亦自可风。惟司法总长侧身国务院中，其总理至为案中要犯，于此抗颜弄法，似可不必。兴本不欲言，今为人道计，为大局计，万不敢默尔而息。宋案务请大总统独特英断，毋为所挠，以符“勘电”维大局而定人心之言。[170]

当袁世凯复电，提醒“许总长迭拒副署，若听其辞职，恐法官全体横起风潮，立宪国司法独立之原则未便过于摧抑”时，[171]黄兴又强硬驳复，表示“兴争特别法庭，实见北京法庭陷入行政盘涡之中，正当裁判无由而得，不获已而有此主张。此于司法独立，实予以精神上之维持，以云摧抑，兴所不受”。[172]

由此可见，国民党主张组织特别法庭，根本原因在于对现有司法制度缺乏信任，对现有司法机关能否真正独立、公正审理宋案表示怀疑。应该说，黄兴等人的担心并非毫无道理，日人所办《顺天时报》就曾指出：“民国初兴，各项法律均未完备，司法权在实际上仍不能完全独立，自难望其力脱政府之藩篱，秉公裁判；且纵使秉公裁判，亦难取信于人。”[173]黄兴在答复袁世凯的电报中称，组织特别法庭是对司法独立“予以精神上之维持”，也有一定道理。但从现实层面看，这样做已不仅是法律问题，而牵及政治问题了。何况，国民党人主张组织特别法庭的前提是国务总理赵秉钧“为暗杀主谋之犯”，而恰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人实际上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换言之，即便单从法律角度讲，国民党主张组织特别法庭的理由，也是不充分的，因此，不可避免要遭到司法界和舆论的批评。

许世英复电反驳黄兴，指出组织特别法庭，《临时约法》和《法院编制法》均无此规定，“若迁就事实而特许之，是以命令变更法律”。并称：“来电所谓‘当仁不让’，固不敢当，然‘抗颜弄法’，亦不承受。”[174]

良心《呜呼，国民党之自杀政策》，则以“国民党员某君”口吻批评孙、黄没有资格干涉政治或法律问题，称：

宋案之内容曲折，自有法廷〔庭〕正式宣布，余不欲多所臆测，但余所最反对者，孙中山、黄兴之检查证据，至组织特别法廷〔庭〕，尤为奇谬。试述个人之理由。孙黄既非地方长官，又与法廷〔庭〕绝无关系，何权可以干涉政治或法律问题？在孙黄及其徒党之意，则谓宋为国民党重要人物，故国民党领袖即有权可以干涉。若是，则某党人之被害，即须归某党人办理，某党人犯罪，亦将归某党人审判乎？况宋案之发生，其嫌疑究属何方，迄今尚未十分明了，孙黄又乌可视若无事，主张特别法廷〔庭〕。则孙黄非特操搜查证据之权，且欲进执裁判之权。何不待搜查证据，不待裁判，即由孙黄任意决定某某犯罪、某某应如何处置，以遂其朕即国家之志。观其言论，辄云政府受杀宋嫌疑，法官皆依赖政府，不可信，亦知谁受嫌疑，除法廷〔庭〕外何人能下此断语。且天下断无除我以外皆不可信之理。[175]

《亚细亚日报》则连载《大陆报》总撰述米勒所著《政治与法律》一文，批评国民党人道：

国民党人公然要求组织特别法庭审讯此案，试问……国民党曾向政府取得司法行政权来上海耶？据吾人所知，国民党乃一政党，且于政府为反对党，并无直接法律上之职务。故国民党而干涉此事，是以政治牵入司法行政也……若在文明各国，以政治干涉法律，即莫不视为破坏法律根本原理之行为矣。[176]

该报还反问：“黄克强要求组织特别法庭之主意，谓北京法院在政府势力范围之下，必难得裁判之公平，独不思在南方党人势力范围之下而组织法庭，则亦何术可以能得政府之信任，强天下以服从也？”[177]

在舆论及各方压力下，国民党方面最终不得不接受司法部的命令，同意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宋案。可以说，貌似合理，实则具有非理性色彩的组织特别法庭主张，使得国民党人在解决宋案问题上，一开始便严重受挫。试想，在宋案由租界移交中国法庭审理后，国民党人如果不是把精力放在要求组织特别法庭上，而是放在督促和监督司法机关审理案件上，那么，司法部和舆论将无理由反对国民党，真正的压力将会转移到政府一方。倘若案件不能得到迅速、公正审理，必将对袁世凯竞选正式大总统的前景造成负面影响。

第三，在引渡洪述祖归案遥遥无期，票传赵秉钧出庭又被拒绝的情况下，国民党方面缺少权变，未能找到有理、有利、有节的应对方案，而这与他们对宋案案情缺乏深入细致研究又紧密相关。

宋案确定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后，代表国民党方面及宋教仁家属一方的律师最大的失策，在于始终坚持洪述祖、赵秉钧到案后，方能对应夔丞进行审决，即便洪、赵二人迟迟不能归案，国民党人也没有采取权变策略，督促法庭先对宋案证据中涉及应夔丞的部分进行审理，这不仅导致审判陷入僵局，也使国民党人失去了至少可以搞清部分案情，以及对袁、赵进行有理、有利、有节反击的机会。

正如本书一开始便已阐明的那样，宋案是由多个环节构成的，刺宋只是其中一个环节，要搞清宋教仁何以被刺，就必须搞清刺宋之前各环节的真相。倘若先对宋案证据中涉及应夔丞部分进行审讯，那么，诸如洪、应合谋通过“金钱联合”收买国民党议员及报馆，操弄宪法起草，以及搜集所谓“劣史”损毁“孙黄宋”声誉等案情，就将在法庭上被摊开，这对袁、赵将极为不利。这是因为，袁、赵主谋杀宋虽然难以拿出确凿证据来证明，但他们支持洪、应以不法手段对付国民党，却有相关函电为证，是无法抵赖的；并且洪述祖正是在构陷阴谋未果的情况下，产生了杀宋之意。倘若赵秉钧拒绝就涉及自己的部分出庭做出解释，那么政府就将真正受到质疑，而国民党也可借此对袁、赵以非法手段打击政敌，进行大规模的、持续的揭露和批判，从而对准备竞选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造成重大打击，再加上国民党议员在国会当中占有一定优势，袁世凯当选将困难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