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洪赵不能到案真正原因（第2/6页）
其他各界反对袁世凯担任正式大总统的声音也不断出现。如3月26日，长沙举行公民大会，宁调元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纵不为皇帝，亦必为终身总统”，“要求国会议员诸君，勿举彼为大总统，庶足以巩固民国，慰宋遁初在天之灵”。[163]4月底，公民陆非非发表“忠告国会议员书”，称袁世凯已为刑事罪犯，没有选举资格，告诫议员“珍重自爱”，不要受其贿赂，选其为总统，以免“遗臭万年”。[164]有一个名叫卜松林的人，甚至给袁世凯发出一封公开电，要袁“速引归林泉，以避贤路，否则杀机大动，咎有攸归，后悔无穷”。[165]5月1日，自由党、社会党、工党等在拱辰门内九亩地上海南市商团操场开全国公民大会，社会党干事沙淦提议：“要求国会即日提出弹劾临时大总统及国务院总理案，令临时大总统及国务总理即日去职，受法律裁判；由临时副总统代行临时大总统之权，并剥夺袁世凯候选总统之资格；令国会议员不得选举袁为正式大总统。”全体赞成。接着有汪洋、邓家彦、戴季陶等多人演说，“大旨均主张决不承认杀人犯罪之人为大总统、为国务总理，又须合全国同胞，拼死力不承认未经国会通过之大借款”。[166]全国公民大会还致电袁世凯，发出“最后之忠告”，谓：“宋案证据发表，公与赵君，确为主谋……如能自知罪戾，即日解职候审，并取消债约，以谢国人，庶几克洽舆情，不至受法律以外之制裁；万一执迷不悟，自趋死路，则仁爱俱穷，惟有声罪致讨之一法。”[167]就连日本也有舆论认为，“袁之无为大总统之价值，要可谓已定也”，并认为“支那人亦宜排斥如此不德阴险之枭雄，以绝内部之不安，而维列国之信用，庶乎其为良国民也”。[168]
在上述情势下，袁世凯虽然不曾主谋刺宋，但因无法洗清嫌疑，其考虑的首要问题必然会转向应对宋案给其竞选大总统所带来的冲击。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袁世凯一方面担心案情发展“恐与选举正式总统大有妨碍”，于4月6日晚“打出密电三十余处（密码字数不一），致各军队及北方各都督，以为选举总统之预备”；[169]甚至对孙中山低三下四，“每日数电前来”，一则“为其本人之立场开脱”，二则请求孙中山“予以推举”，而孙中山“尚未复其一电”。[170]另一方面，则在引渡洪述祖和阻止赵秉钧自证清白问题上，动作频频，由此出现许多诡秘情况。
首先，政府派人到青岛办理引渡洪述祖归案事，但派出的却不是外交部人员，而是与洪有戚谊的内务次长言敦源，和与洪同为构陷“孙黄宋”嫌疑人的国务院秘书程经世。言、程对外宣称是“公出”，但面对德人诘问，却鬼鬼祟祟，或谎称探亲，或谎称到青岛购买德文书籍。诸多迹象表明，他们到青岛的主要目的，其实是要代表袁与洪达成一笔交易，其条件即是，洪将构陷“孙黄宋”之事一身承揽下来，而政府则可就引渡洪述祖归案一事暗中操作，以求不了了之。对洪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结局。因此，我们看到，刚见言敦源时，洪还口出狂言，谓：“共和我洪某首功，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与我洪意见不合，故主使狙击，直言不讳。”[171]转眼间，洪便可以罔顾宋案证据事实，出尔反尔，于5月3日发表“江电”，采取“移花接木”之法，将他假托中央名义，以“燬宋酬勋位”诱应杀宋，强辩为他假托中央名义，促应购买“宋犯骗案刑事提票”，以毁宋名誉，将“燬”字强释为毁人声誉之意。这样，他就不但独自代政府承担了构陷“孙黄宋”的责任，而且将杀宋之事概行否认。这样一来，“江电”也就成了袁、赵为自己辩护的有力依据。于是，我们又看到，总统府幕僚蔡廷幹，很快便将洪述祖5月3日“电报英译本”交给莫理循，并要莫理循“提供一份各国知名人士、协会、学院和商会的名单”；而莫理循则答应“设法交给新闻记者”，并建议“散发这种文件，最好通过驻外各使馆”。[172]洪述祖“江电”竟然如此合乎袁之需要，若非私下有过交易，如何能够做到？而将电稿翻译成英文广泛散发，看起来不过是计划中的一步而已。洪述祖后来在京师高等审判厅接受讯问时称：“查我所供称关于‘江电’上之陈述，原为保护中央政府名誉起见，所以才不顾自蹈法网，俯认无疑。但我所认的并非杀人事情，且该‘江电’亦无杀人字样。”[173]一个可以为了一己私利谋财害命之人，竟然可以高尚到“为保护中央政府名誉起见”，牺牲自己，“自蹈法网，俯认无疑”，这不正透露出他和中央之间有过交易吗？其实，对于此中秘密，当时就有电披露云：“洪犯述祖于江日（三日）通电中央及各省，力辩宋案与袁世凯、赵秉钧无涉。兹探得秘密消息，此事实由袁世凯密电青岛徐世昌，令以重金赂洪犯，使发此通电，将罪案一身担任，袁一方面并运动德人为洪护符，如是则洪虽自认罪犯，仍得逍遥法外。”[174]此说真伪难断，但确有蛛丝马迹可寻。《神州日报》4月14日曾刊登13日“北京专电”云：“政府以德国胶督仍不解交洪犯，今日特增派徐世昌赴青岛与德交涉。”洪发“江电”时，徐世昌的确在青岛，并且曾在4月24日与胶督麦维德会谈。[175]而对言、程青岛之行，如前所述，《民权报》也曾刊登“北京来电”揭露二人“表面上为办理引渡洪述祖交涉，而实则多方运动，冀勿将洪贼交案审办。”[176]
另外也须注意，引渡洪述祖乃中、德两国之事，德国政府对于袁世凯和宋案的态度至关重要。德方以尚未承认中华民国、两国尚未签署引渡条约为由拒绝引渡，但这不过是托词而已。真正的原因乃在于“德国政府认为，无论从某种程度考虑，袁世凯总应列为当前中国之头号人物，以其合法就任总统做为中国正常政府之确立而予以承认，可能有助于该政府恢复正常秩序”，因此“准备在袁世凯以绝对多数票当选为总统时，即刻承认中国新政府，因为袁氏将能提供维持其国内安宁、秩序之必要保证”，故而“不必过问袁氏本人是否与宋案有关”。[177]换言之，德国方面关心的是袁世凯政权的稳定，而非宋案真相如何。引渡洪述祖将可能使袁世凯政府陷于被动，与德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不符，故而其对于引渡之事并不积极。
相较于洪述祖，袁世凯在赵秉钧应对宋案一事上采取动作就要方便得多。宋案证据宣布后，赵实际上已经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办事，也不能完全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诚如报纸所言，“国务院徒存躯壳”，赵每遇公事，都要先问秘书，“总统盖过印否？如总统已盖印，请你们随便画我个名字就是了。”[178]而在赵秉钧出庭对质一事上，如前所述，袁世凯一方面直接出面，发表通电，为赵秉钧辩护，并拒绝国民党人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幕后为赵秉钧拒绝出庭出谋划策，甚至不惜捏造证据，力图将黄兴牵连到案情中来，为厘清案情制造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