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神圣裁判机关”宣告文暗藏玄机

宋教仁于1913年3月20日晚遇刺后，按常理，嫌犯应夔丞应当偃旗息鼓，静观事态变化，不料他却有一令人不可思议的举动，就是在3月23日向国务总理赵秉钧发出一函，说他发现一种“监督政党政府之裁判机关”所发印刷品，因事关大局，特将它寄给国务院。应函写道：

应夔丞立正言事：近来各报往往于论调用意挑起政党与政府之恶感，殊于大局攸碍。今发现一种监督政党政府之裁判机关，所发之印刷品虽无深意，可使各界观念因此别有所注。倘果非虚大，可以维持人道，督饬政治之进行，以弭政界之恶感。事关大局，敬以闻。此上政安。三月二十三日快车付邮。[296]

随函附油印品一件，题名《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全文如下：

呜呼，今日之民国，固千钧一发，至危极险，存亡呼吸之秋也。譬若婴孩，正维护哺养之不暇，岂容稍触外邪。本机关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监督议院政府之特别法庭，凡不正当之议员政党，必据四万万同胞授与之公意，为求共和之幸福，以光明公道之裁判，执行严厉正当之刑法，行使我天赋之神权，奠定我庄严之民国。今查有宋教仁，莠言乱政，图窃权位；梁启超，利禄熏心，罔知廉耻；孙中山，纯盗虚声，欺世误国；袁世凯，独揽大权，有违约法；黎元洪，群小用事，擅作威福；张季直，破坏盐纲，植党营私；赵秉钧，不知政本，放弃责任；黄克强，大言惑世，屡误大局。其余汪荣宝、李烈钧、朱介人辈，均为民国之神奸巨蠧，内则动摇邦本，贼害同胞，外则激起外交，几肇瓜分。若不加惩创，恐祸乱立至。兹特于三月二十日下午十时四十分钟，将宋教仁一名，按照特别法庭三月初九日第九次公开审判，由陪审员薛圣渡君等九员一致赞同，请求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君判决死刑，先行即时执行。所有罪状，当另行罗列宣布，分登各报，俾中外咸知，以为同一之宋教仁儆。以上开列各人，倘各自悛悔，化除私见，共谋国是，而奠民生，则法庭必赦其已往，不事株求。其各猛省凛遵，切切。此布。[297]

“宣告文”寄出后仅过半日，应夔丞就于3月24日凌晨在英租界被抓获。3月25日上午10时，国务院接到了应夔丞来函及所寄印刷品，[298]旋即于3月26日致电各省都督、民政长，转发了来函及印刷品。没想到捕房搜查应宅时，发现还有42件相同的印刷品，已经装入信封封好，贴有邮票，正待寄往各处报馆，封皮下署“京江第一法廷〔庭〕缄”七字。真相至此大白，原来应夔丞寄往国务院的印刷品，是他自造的。

一般人印象中，应夔丞不过是上海及江浙一带的帮会头目，但实际上，应夔丞曾肄业上海梅溪书院，后又补送龙门书院，[299]因此具有一定文采，这从该件印刷品也可以看得出来。由于该“宣告文”出现于宋教仁被刺身亡之后，时人对应夔丞寄出该“宣告文”的动机有比较一致的看法，即“故为惑人之计”。[300]《民立报》并具体分析道：“应犯既受袁、赵唆使暗杀宋教仁，又恐有人疑及中央所为，故发布此文，将各党重要人物及袁、赵等名亦胪列于内，以淆乱观听，使中央有辞推却。”[301]而国务院转电各省，则被认为正如所谓“‘此地失银三百两，隔壁小二不曾偷’，作伪心劳，实足以表现其手段之恶劣而已”。[302]陶菊隐后来干脆发挥想象力，将“宣告文”说成赵秉钧为掩盖杀宋罪行而做的文章，于《六君子传》中写道：

事已至此，袁、赵将怎样做一篇遮盖文章呢？毕竟赵不愧为“智多星”，想来想去，居然被他想着了一条“移尸嫁祸”之策，于二十六日以国务院名义通电，称“据应夔丞二十三日函称，上海发现一种监督政府裁判机关，其宣告文内列有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罪状，特先判处宋以死刑，即时执行”等语。这篇文章做得太离奇，不愧为倒乱千秋之笔。[303]

也有人根据“宣告文”为袁、赵辩护，认为“据此左证，则刺宋事不惟与袁、赵无关系，并可证明与孙、黄诸人无关系。盖天下固无其奴受贿，奉主人命以谋他人，而其奴并谋及其主人者也。然则杀宋者其必在袁、赵、孙、黄诸人之外，而别有所为主谋者。如应始终不认有他人，或只牵及于洪述祖，则非即应为主谋，即应、洪通谋，此外固无冒疑无关系之第三者之理由也”。[304]还有人认为：“此项印刷品无非应犯淆惑人心之作用，且发主〔生〕于宋案后，无可资研究之价值也”。[305]然而，仔细分析该“宣告文”，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实际上暗藏多个玄机，是破获宋案极关键的证据。

“宣告文”暗藏玄机之一，即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之特别法庭“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就是应夔丞。

应夔丞被捕后，不论是在租界会审公廨预审过程中，还是在租界当局将其移交中方以后的审讯过程中，始终不承认自己杀宋，不承认武士英为其所雇用。虽然从其家中所获函电文件明确证明其配合洪述祖实施了杀宋，并且从其家中搜出了五响手枪一把，其中存有子弹两枚，恰与武士英在沪宁火车站刺宋时放去三枚后尚存两枚相吻合，但缺少应夔丞的亲供，毕竟是一个缺憾。而他向国务院寄出的“宣告文”，恰恰隐含了他杀宋的事实。

暴露这一玄机的，是该“宣告文”中所谓判决宋教仁死刑的两个人的名字，一个是“陪审员薛圣渡”，另一个是“代理主席、副法官叶义衡”。按常理，应夔丞制造该项油印品既然是为了淆乱观听，那么这两个关键人名就应当是虚构的，一般探究宋案者看到这两个名字，也都会把它看成虚构的名字而毫不措意。然而，应夔丞在写出这两个名字时，却不是凭空捏造。在北京市档案馆所藏共进会档案中，有两份十分重要的档案，是应夔丞1912年底为求“论功行赏”而写的自述底稿，其中一份开头对其家世有如下介绍：

籍贯浙江鄞县人……祖父圣渡，妣崔氏；父忠才，母叶氏；兄弟无。[306]

据此可知，“薛圣渡”之“圣渡”，其实是应夔丞祖父名字。至于“薛”，则是应夔丞岳父薛培榕之姓，其女薛瑞真为应夔丞之妻，在应宅所获函电文件中，就有薛瑞真给应夔丞的信。[307]因此，“薛圣渡”实际上是由应夔丞岳父（或妻子）之姓与应夔丞祖父之名组合而成。至于“叶义衡”之“叶”，如应夔丞自述，是其母亲之姓，而“义衡”则是应夔丞早年所用名字，《申报》曾数次提到。如光绪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1892年12月10日）《申报》提到十月十一日（11月29日）“指发安徽县丞应义衡到”。[308]光绪十九年五月二十日（1893年7月3日）《申报》提到五月十一日（6月24日）“县丞应义衡辞赴上海公干”。[309]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5年1月17日）《申报》又提到应文森、山雨香租地纠葛一案，应文森之子应义衡“投控山雨香欠宕押款”。[310]在应夔丞1912年底所写另一份自述底稿中，也有“夔丞原名义衡，字桂馨”之语。[311]因此，“叶义衡”实际上是由应夔丞母亲之姓与应夔丞早年所用名组合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