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洪应案前“真史”追溯（第3/5页）

照傅增湘描述的情形来看，洪述祖在井陉矿务局总办任上想必捞了不少钱。朱德裳亦尝谓：“友人顾巨六曾与之（指洪述祖——引者）同乘兵轮至津门，目睹其舟中一切侈靡，非贵公子无此气概。”[47]又有报道说，洪述祖在天津宿纬路所建楼房有大小60余间，“地价值洋二万八千之谱”。[48]

此期间，袁世凯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底被清廷逐回河南彰德原籍。宣统三年（1911）七月间，袁世凯为安排诸子前往天津读书之事，写信给袁乃宽道：“最可虑者，诸儿就外，转致荒废。然寓内有毓生，在外有老侄及范、馨、述诸公，至交必不负我，差可放心。”[49]信中“范”指严范孙，即严修；“馨”指张镇芳，字馨庵，袁世凯表弟，时任天津长芦盐运使；“述”即洪述祖。可知，罢职后的袁世凯与洪述祖依然保持着紧密的私人关系，视洪为“至交”。另外，宣统元年，袁世凯的心腹、民政部右侍郎赵秉钧退职后，也居住天津。有报道说，赵当时“与洪曾有翰墨缘”。[50]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不久，清廷起用袁世凯为内阁总理，袁以赵秉钧为民政部首领，赵又任洪为秘书，参与机要。[51]洪曾率先草拟清帝“退位诏书”，为袁谋划南北议和之事。不久洪南下上海，时唐绍仪为北方议和代表，“洪以旧识，日造唐之门献策，唐颇采纳”。[52]洪因此常以“革命元勋”自居。民国元年（1912）3月底，唐绍仪出任国务总理，以赵秉钧任内务总长。不久，赵又因唐之推荐，任洪为内务部秘书。[53]但洪并不安于其位，且因揽权舞弊，与内务部同僚矛盾重重。数月后，赵秉钧应洪之请求，派其调查东南水上警察事宜，洪离京赴沪，从而与共进会会长应夔丞建立了联系，宋案即缘此而生，详情请阅本书以下各章节。

2.应夔丞之历史

应夔丞（1865—1914），又作应夔臣，原名义衡，又名秉钧，字桂馨，浙江宁波府鄞县籍。父应忠才，又名应文森或应文生，本是一名石匠（一说是木匠），后因在上海贩卖地皮发家。[54]岳父薛培榕，字梅溪，浙江平湖人，曾于光绪八年（1882）随吴长庆赴朝鲜平定“壬午兵变”，后为江苏候补知县。十一年，薛为两广总督张之洞调佐幕府，“奏派创设广东枪弹厂及钱局工程，开铸铜钱、银元各事宜，始终其事”。[55]十五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又奏调薛培榕等赴鄂差委，奉旨允准，旋为两广总督李瀚章奏留。[56]

应夔丞自幼肄业上海梅溪书院，光绪十三年（1887）出院后，从工程专家英国人金斯美学习工程绘图。十五年，两广总督张之洞调署湖广总督，应夔丞随岳父薛培榕由广东铸钱局坐办调湖北办理汉阳炼钢厂工程。“钱”和“枪”成为应夔丞早年接触到的两样最重要的东西。在汉阳，应夔丞因与美国工程师为商办建筑钢铁熔炉意见冲突，奉张之洞之命调回武昌监修两湖书院。旋又因上呈不合程式被斥，遂赴江西佐南昌知府曹朗川幕，发奋学习刑名之学。十七年报捐县丞，指省到赣，巡抚德馨委充巡捕差。同年又改指安徽，巡抚沈秉钧委充支应局兼报销差。十八年兼带福安官轮监澄轮船。十九年调芜湖，管带皖南缉捕营。二十年春辞职赴沪，劝办赈捐。以上为甲午之前应夔丞的履历，除以县丞改指安徽及辞职赴沪两条见于《申报》报道外，[57]其他经历未见公开史料记载，唯在1912年秋应夔丞向袁世凯报告其革命功绩时所呈履历底稿中曾记之。[58]

光绪二十年（1894）以后的应夔丞，经历相当复杂，呈现两副截然不同的面孔。在官绅及一般社会上人乃至洋人眼中，应夔丞劣迹斑斑，臭名昭著，是上海及江浙一带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地痞流氓。他“性挥霍，好结纳”，曾开设祥园烟馆及桂仙戏园，与社会上各色人等均有交往，特别是“浙江及太湖亡命之徒多乐就之，盖应不吝接济若辈也”。[59]由于社会关系错综复杂，不断有矛盾冲突事件发生。从光绪二十四年起，仅《申报》具体报道过的应夔丞被控案件，就有十余起。[60]特别是光绪三十一年秋应桂馨被控与朱海郎、王妙红二人诬控钱毛毛敲诈一案，因朱、王等查系巨匪范高头党羽，牵连出应夔丞私通范高头一案。经过半年多二十余次讯问，英美租界公廨判定将应夔丞逐出租界。[61]应夔丞被逐后，遁至苏州，捐一候补知县。适逢袁世凯族弟袁干卿以道员到苏省，巡抚陈夔龙“委长督练公所，气焰之盛，陈为慑服”。袁先是委任应夔丞为督练公所科长，紧接着因江苏有办印花税之议，袁干卿又“建议先立印刷局，力荐应桂馨为提调……官绅无不哗然”。[62]苏绅汪钟霖为此上书陈夔龙，指出应夔丞“专与流氓为伍”，“劣迹昭著，无人不知”，反对任用其为官印刷局坐办，谓：

官印刷所者，实拥财政、民政最高之权位，而又与图书、教育相关，将来于地方行政极有影响。今应以开戏馆、通枭匪之人，用为督练公所科长，已可为军事界一哭；乃又派为官印刷所坐办委员，贤者羞与同列姑不必论，即如此项重要政权，一旦潜移默操于其手，此辈岂知自爱，流毒何所不至，言之尤切杞忧。况人方驱逐，我独重用，则外人之视我江苏何如，视我江苏官场又何如，且于大公祖知人之明，其谓之何？[63]

汪钟霖希望陈夔龙“俯采舆论，另派贤员，妥筹办法，以肃观听”。[64]彭福孙、潘祖年、袁希涛、王同愈等22人也上书陈夔龙，反对任用应夔丞，要求将应“押解上海，归案讯办”。[65]同时又有人以“江苏一份子”名义，在《申报》刊登公启，揭露应夔丞之种种罪案。[66]迫于压力，陈夔龙只好将应夔丞印刷局坐办一职撤去，令长洲知县苏静庵提究应夔丞，并移文上海县及英租界调取应夔丞案卷，以凭核办。[67]“应撤差后，自知罪重，因即连夜逃遁”，苏静庵加派县差四处严缉。[68]两江总督端方也“电请苏抚赶饬缉拿”，陈夔龙于是“加饬府县并通行各属一体协拿”，并饬按察使朱家宝“转饬保委（应桂馨）之袁某限期交案”。[69]上海道也咨请江汉关道一体缉拿，并由江汉关道桑铁珊照会各国驻汉领事，在租界内协缉。[70]应夔丞逃走后，匿迹浙江鄞县密岩地方，与其父办理崇义学堂，又因“横行乡里，强占民间田产”，被该县教育分会告至省城教育总会。浙江提学使下令停办该校，应夔丞使人登报，称鄞县劝学所总董张传保受贿400元。宁波府教育会为此向道府控告应夔丞污蔑总董，请提应夔丞到案，“澈查受贿有无实据，否则治以应得之罪，俾匪类无横行之患，学董洗不洁之名”。[71]宣统元年秋，应夔丞至河南，仍以知县候补，但不久又被巡抚吴重熹以“人不安分，声名恶劣”为由，奏请“即行革职”。[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