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北伐序幕:傅友德的徐州保卫战

徐州不远在望,李二大跌眼镜:傅友德竟然把一些步卒摆在了城外,阵势倒也像模像样,可是,哪有舍高城之地利出城野战的道理?这不是不顾士兵性命送己入虎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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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主帅为朱元璋新建的吴国重臣中书右丞、信国公徐达。

徐达,字天德,朱元璋的标准老乡——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部)人。也是当初跟随朱元璋起家的二十四人之一。

据史载,徐达其人虽出身农家,没有进过学堂,却是个自学成才的没有文凭的白丁文化人,每逢带兵出征,常“延礼儒士,说古兵法”(《明实录》),和平时期也攻读刻苦,经常“单车就舍,延礼儒生,谈论终日”(《明史·徐达传》),这种“好好学习”之态度终于使徐达得以“天天向上”,因此而熟知古代兵法,被朱元璋重用于诸将之首,依赖为“万里长城”(《明实录》)。

徐达善于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在实战中提炼出了自己的真知,不仅作战勇敢,而且“尤长于谋略”,到了明军北伐时,徐达已经成长为一个具有高超的战场指挥艺术以及驾驭整个战争发展变化的能力的帅才。

其实自朱元璋起兵反元以来,朱元璋所占领的任何地盘都是徐达在作战前先在军事地图上描绘出来的,朱元璋的任何功业都是徐达努力的结果。大家请看徐达的战争脚印:随朱元璋渡长江、克采石、下太平、攻溧阳、收溧水、占集庆,使朱元璋终于有了建都之本。

之后徐达奉命以大将军职务领兵取镇江,克常州,攻略常熟、江阴等地;与副将左翼大元帅常遇春设伏于九华山下,击退了陈友谅进犯;继而遵朱元璋之命设伏于应天城下,大败陈友谅军。

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升为中书右丞,之后从援安丰,败张士诚部将吕珍,移师围庐州,旋从援洪都。

决定朱元璋生死的鄱阳湖之战中,徐达不惜亲自冲锋陷阵,败陈友谅水军前锋,首战歼敌一千五百人,坚定了吴军士气,奠定了大胜基础。

之后任左相国,引兵略庐州,挥师克江陵,平定陈友谅余部之后率师东向,遵朱元璋之命先克淮东、再占浙西、次克泰州、悉平淮东。

至正二十五年八月(1365年),徐达以大将军号令三军,率舟师二十万,由太湖进围湖州,数败张士诚大军,迫其守将李伯升、张天骐献城归降,十一月,转兵北上,合围平江,一路并申明军纪,禁掠民财,大军过处,秋毫无犯。

至正二十七年九月(1367年),率将士破平江城,俘张士诚,因战功被晋封信国公。

这就是北伐之前朱元璋的统帅部,可谓雄才大略的统帅带领着一群骁勇善战的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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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看看朱元璋的对手——大元朝的统帅部。

严格说,面临打击的蒙古人并没有一个施发统一号令的统帅部,这的确是一种极为奇怪的现象:猛虎即将扑过来了,野狼们竟然还在争执谁该在群狼中的位置靠前一点!

当时的元朝皇帝名叫妥欢·贴睦尔,一般史称元顺帝,其实他的谥号是元惠宗,是朱元璋认为此人相当识时务,采取了“坚决不抵抗”的“顺应天意”避战政策,所以谑称这位老兄为元“顺”帝。

一来二去,元顺帝这个名字叫响了,也就代替了元惠宗本名。

很遗憾,这位元顺帝或者说元惠宗实际上既不“顺”也不“惠”,就实际说,这位老兄在葬送蒙古人在中原建立的庞大帝国方面“居功至伟”。

这位名字既顺又惠的蒙古哥们儿把对汉人的摧残推向了极致:多次下诏,禁止汉人、南人、高丽人持军器、养马匹;还专门颁布一条法令:蒙古人殴打汉人、南人,被打的不得还手;允许蒙古人占有战俘中的汉人,男曰奴,女曰婢,总称“驱口”(有点驱赶牲口的意思吧?),并规定打死这些奴隶不需偿命。

这位蒙古皇帝极为霸道,农民的土地被收归“国有”也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但也绝对大方:转手便大量赐给大元皇亲国戚、权臣、寺院等。据载,仅他赏给宠臣伯颜一人的土地就达二万多顷;还曾一次性赐给一位公主田地五千顷;和尚们替他念了几遍超生经文,这位大方哥们儿便一次赐给大承天护圣寺土地十六万顷,加上以前所赐,总数达三十多万顷,成为富甲全球的元代中国大寺!

元顺帝对自己更大方,花钱潇洒无度,初即位便使宫廷开支猛增二十多倍,为了维持这巨大的开销,光是名目繁多的加税显然不大解渴,于是这位“散财”皇帝摇身一变成了“生财”皇帝。如何生财呢?最简单的措施,“变钞”!——也就是大量多印新钞票,发行一种新纸币“至元宝钞”,代替流通中的“中统宝钞”。

结果这“变钞”政策变得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元顺帝成功地使蒙古帝国的经济崩溃先于帝国总崩溃!

元顺帝倒也不是仅只有暴行,也还做些“善事”,例如“开河”。

黄河决口了,老百姓房屋倒塌,农田被淹没,水灾后是旱灾,旱灾后是瘟疫,灾民达五百万之巨,出现了百姓相食的惨状。这时的元顺帝便开始修治黄河了,这利国利民的好事到了元顺帝这里就立时变得善恶难分了: “发民十五万、兵二万”,百姓出力,军队也出力,百姓出力筑堤开河,军队出力鞭打劳工,致使修河民工待遇不如囚犯,口粮常常被扣,一时天怒人怨,民工们竟然从河底挖出了独眼石人,上刻:“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

事实上,元顺帝的“开河”工程成了点燃中原遍地火药的导火索。韩山童、刘福通的红巾军大起义就是爆发于“开河”河工之中。

据史载:公元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四十万;1334年,江浙地区水旱疾疫并发,饥民多至五十九万;1358年,京师大水、蝗灾并发,疾病流行,饿、病致死的贫民遍地皆是,京师十一座城门外,到处挖掘了大坑掩埋尸体,一坑掩埋竟至数万具之多。

与此同时期,元顺帝却亲自动脑又动手设计制造了一条长一百二十尺,宽二十尺的巨型豪华龙舟,搂着嫔妃、宫女登舟去内湖嬉游饮宴;又去天宫高阁处筑豪华舞台一座,日以继夜,观赏舞蹈,真个是:充耳不闻民间苦,到处莺歌燕舞乐!

其时的元顺帝坐镇元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面对的是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即将杀来的大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首次南北二京进行对决,在之后的六百年中,这种对决还要重现多次。

那么,这个不屑备战的大元统帅部是不是觉得备战也是无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