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凑够一撮人马上走（第3/8页）

寺田老成持重，他用一种审慎的口气表示：“诺蒙坎问题要解决，但是否选在英国问题处理到一定程度之后。大家意下如何？”

参谋们交头接耳，都认为课长说得对，在这个敏感时刻，不应再喧宾夺主，对苏作战确实应当慎重才是。

“三谋参谋”辻政信一听就来了气：“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关东军的传统是什么？不言而行！”

植田谦吉，第十三任关东军司令官，一个长着花岗岩脑袋的老家伙。深陷诺蒙坎这件事，也真不知道是辻政信把他带到了沟里，还是他跟辻参谋一起跑进了沟里。

在辻政信看来，谈判可不是光靠嘴巴就占上风的，靠的还是实力，如果这次关东军能够“不言而行”，对苏蒙军发动突然打击，就可以提高日军的国际威望，到时准保能把谈判桌前的英国人吓得面无人色，还有什么谈不成的？

他针锋相对地质问寺田：“如果在诺蒙坎坐视敌人的挑战而不顾，必将发生第二、第三次诺蒙坎事件，甚至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

按照辻政信的说法，只要日方一强硬，就能挫败对方的战斗意志，他却没有反过来认真想一想，假使苏联更加强硬地反扑过来又怎么办？这不是更有可能发生全面冲突吗？

可是辻政信一番没有多少逻辑可言的论调，还是博得了满场彩。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第一个起身叫好，其他参谋也都迅速转变了立场，最后连寺田本人都推翻了自己的见解。

寺田原来所持的是“自重论”，辻政信是“强硬论”，就跟原来的不扩大论和扩大论一样，是非对错在这里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表现得更强硬更有气势。打个不恰当的比方，也就是“越‘左’越好”，哪怕是“左”到离谱的地步。

在“左”的高调面前，几场所有类似的场合，都会由辻政信这样毫无自知之明的逞强莽撞之辈控制局势，慎重论者则会被视为怯懦而抬不起头来，先前连满腹经纶的石原都挨了一刀，更不用说寺田了。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所有参谋里面，包括寺田在内，都没有作战的实践经验，就算是一般的参谋工作，经验也不及辻政信，所以根本回答不了辻政信的质问。

强硬论统一了会议基调，也帮助与会的植田和矶谷下定了决心。

接着起草作战方案，第二十三师团遭到“罢免”。参谋们异口同声，认为第一次诺蒙坎战役中的不尽如人意，与第二十三师团的素质有关，这个组建不久的师团从作战指挥到部队士气，都存在问题，以这样的状态与苏军作战，很难取胜。

大家想到的理想选手，是第七师团。在作战课看来，只有这样有战斗力的老部队出马，才能完成作战任务。

当天参谋们将作战方案送交植田，请他裁决。

植田的额头出现了很深的皱纹，他看着地图，默默地聆听着辻政信就方案所做的说明。据辻政信说，过去植田总是边听说明边点头，但是那一天不知为何，神态非常反常，一脸深沉，且中途未作任何表示。

辻政信满腹狐疑地猜测着司令官的心思，当做完说明，他看到植田掏出手帕，开始擦拭脖子上流下的汗，随后才慢慢地开了口。

回敬的是拳头

植田同意方案的几乎每个步骤，唯独不同意撤下第二十三师团。

身为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可能跟自己的幕僚完全一样。辻政信等人只关注如何打赢，他还得照顾方方面面，诺蒙坎一带是第二十三师团的防区，要是骤然弃之不用，很有可能让该师团丧失信心，以后海拉尔靠谁守？

植田如此表态：“上次是第二十三师团，这次还是他们上吧，换了第七师团，小松原的面子不好看。”

其实幕僚们不过是过于急功近利罢了。关东军编制内虽多达八个师团，但直辖师团只有两个，除了第七师团，就是第二十三师团，公平地说，第二十三师团并不比老师团差到哪里去，若是换了第七师团在诺蒙坎，也未必就能打得更出彩。

植田说到激动处，忽然老泪纵横：“越到这个时候，越不能不信任小松原。否则，如果我是小松原，是会切腹自杀的。”

既然植田已经讲到这种地步，众人也就不再坚持，于是方案中的第七师团变成了第二十三师团。

关东军的作战方案随即报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围绕这一方案的争论也十分激烈，有人提出，诺蒙坎事件说到底不过是边境冲突，现在侵华战争悬而未决，关内兵力很是紧张，这种时候在边境牺牲和消耗部队是否值得？

更多的人主张，边境纠纷应比照张鼓峰事件的处理方式，通过外交途径予以解决，这方面的意见主要来自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豪雄大佐。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对于诺蒙坎战役，表现得并没有张鼓峰那么热心，这主要还是由于前线消耗太大，国内生产力早已力不从心，参谋本部不得不把重点转移到侵华战争中来。

不过他对上次搜索支队全军覆灭，始终耿耿于怀，总想寻机进行报复，关东军的作战方案正中其下怀。

稻田在参谋本部，是除总长、次长以外一言九鼎的人物，只要那两位老大装闭嘴葫芦，基本上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但岩畔是陆军省的人，并不属他管。

于是，稻田便拉上岩畔，一起去找岩畔的上级、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做个公断。

稻田报告完毕，岩畔正要发言，板垣就打断他说：“好啦！大不过一个师团的事情，不必过于斤斤计较，让关东军搞去吧。”

没让岩畔说下去，板垣就完全同意了稻田的意见。

板垣出自关东军，自然是很能领会娘家人的良苦用心。事实上，在稻田、岩畔求见之前，他已经与参谋总长载仁亲王、教育总监西尾寿造中将等日本陆军的巨头进行了沟通，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进行试探性进攻。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在关内的大规模进攻已告一段落，再要往前突进，暂时力不能及。没有大的作战任务，也就用不着抽调关东军或让关东军做什么配合，自然是可以由着自己的性子先玩上一把。

虽然板垣已经开出了合法通行证，但参谋本部内仍有人反对动用战略单位的师团，认为抽调如此多兵力后，可能影响东北“治安”。稻田便学着板垣的口吻说：“万不得已时，只要决心放弃大兴安岭以西就行了，而且做这件事我们也有限度，至多把一个师团交由关东军自行裁定。”

1939年6月20日，植田向地面部队下达了集结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