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凑够一撮人马上走（第2/8页）

辻政信在地图上计算了一下，从海拉尔到诺蒙坎，不到两百公里，如果利用内蒙古的白阿铁路，距离还要更短一些。

这下辻政信有把握了：日军可以出动大兵团，苏军至多只能供应中小兵团，以我的大兵团吃你的中小兵团，还会有困难吗？

日本驻苏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大佐回国述职，正巧在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看到苏军增援部队，据他估计，起码有两个苏军的机械化师。

到达东北后，土居马上来到关东军司令部，向植田及其幕僚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连声嘱咐：“赶快让国内增援坦克和飞机，如果做不到，就只有引兵后退，求得妥协。”

植田听后默然无语，辻政信则在旁边一个劲地冷笑。他倒不是不相信土居的话，他是坚信自己的“兵站极限论”：兵站补给线是瓶颈啊，懂不懂？老毛子有再多的机械师，也通不过瓶颈，都得卡在那儿！

生怕土居回国传播这条消息，以致动摇了参谋本部及国内舆论的作战决心，辻政信过后把土居拉到另一个房间，带着威胁的口气恐吓他说：“像今天这样的软弱话，将危及土居君的生命，你回东京以后千万不要乱说，要不然当心那些少壮军官把你给宰喽。”

辻政信对前景自信满满：“这次作战，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苏联坦克抓到新京（即长春）来，举行庆祝胜利的阅兵式。”

辻政信摇着个鹅毛扇，不慌不忙，做闲庭信步状，让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好不欣赏。

关东军司令部由此制定了一个缩回拳头打人的策略，即先撤出诺蒙坎，然后找准时机，集中兵力给苏军以“分期分批地”严厉打击。

植田和辻政信都把对手估计得太低了，朱可夫也有标准，但不是他们的。

进攻的前兆

日军的兵站常识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只有大板车这样的运输工具。

苏联人不用大板车，用载重汽车。

朱可夫将驻外蒙苏军的所有载重汽车，包括火炮牵引车在内，都动员出来，并采用了歇人不歇车，轮流替换汽车驾驶员的办法，昼夜不停地将战略物资运往诺蒙坎。

只花了十天时间，苏军就在诺蒙坎储备了半个月以上的作战物资，远远超出了日军的预计，坦克等机械化部队也畅通无阻。

朱可夫重兵在握，万事俱备，他不光守，还要反击——有限度地反击，以便更好地达到防守的目的。

就兵力而言，起初集结于诺蒙坎的主要是苏军第五十七特别军、外蒙古军骑六师等部队，如果是单纯防守，差不多已经够用，但如果要进行反击，这些力量尚嫌不足。

斯大林曾关照伏罗希洛夫，只要朱可夫挂帅出征，他就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支援。

斯大林确实下了最大的决心，因为“红色间谍”佐尔格刚刚传来了最新情报，情报中对日本军事实力进行了揭示。

佐尔格发现，侵华战争的长期化，已经使得日本资源和生产力极度紧张，在缺乏德国支援的前提下，没有能力与苏联作战，要战，也必须重整军备。

从1939年6月算起，佐尔格预计日本需要用一年半至两年的时间，才可以完成重整军备的任务。也就是说，日本如果要对苏联大规模用兵，最快也得是1941年以后。

佐尔格的结论是，尽管日本在诺蒙坎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但实际上未能做好与苏联大规模作战的准备。

既然日本还未做好准备，斯大林便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利用自己相对先进和充裕的军备资源，对日本陆军予以狠狠打击的机会。

有了斯大林的吩咐和支持，伏罗希洛夫完全照朱可夫开出的菜单上菜。包括武官所说的那两个机械师在内，苏军精锐部队陆续从欧洲调往远东，前线苏军的实力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

在苏军的这次兵力东调中，各式特种部队的聚集最为引人注目。从第一次诺蒙坎战役中的兵种对比来看，苏联空军从指挥机构到飞行部队，都明显落于下风，此次新任空军主任（相当于空军司令员）斯穆什科维奇中将奉调而来，负责对在外蒙空军进行统一指挥。

斯穆什科维奇抵达外蒙古后，马上对前一阶段空战的失败教训进行了剖析。

飞行员们的水平没有日本航空兵高，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但个人能力不够，完全可以通过集体配合来弥补，偏偏在先前的空战中，因为缺乏经验，飞行员基本上都是单打独斗，这就上了日本人的圈套。

在现有飞机性能上，单翼的伊-16速度比九七战快，但是滞空时间不长，双翼的伊-15速度慢一些，不过具备足够的滞空能力，二者正好优势互补，如果能使这两种战机有机配合，就能抗衡和抵消日本航空兵的个人能力。

斯穆什科维奇带来了一个飞行教官班。这个教官班的成员包括二十多名老飞行员，他们或参加过援华，或经历过西班牙内战，在与德、意、日三国的航空兵交手的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空战经验。

确定方略后，斯穆什科维奇便将教官们分散到各作战机场，让他们以空战格斗的实战方式，对年轻飞行员进行配合训练。在短时间内，每个飞行员都被轮训一次，虽然不可能立竿见影，但鼓舞了空军士气，也给年轻飞行员们壮了胆。

苏联空军的活动变得积极起来，从6月17日起，他们出动机群进行轰炸，日军囤积在前线的五百桶汽油以及大量的粮秣均被炸起火，给第二十三师团造成很大损失。

这些天里，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一直在对苏军进行侦察，根据苏军不断增兵以及活动频繁的迹象，他认为这是苏蒙军对日军发动进攻的前兆。

要不要打？第一次诺蒙坎战役，第二十三师团是吃了亏，可是关东军司令部也说了，那是兵力不足的缘故。如果这次能引起老大们的重视，一拥而上，没准还能一雪前耻呢。

关键是凑够一撮人马上走，至于前面是红灯还是绿灯，有什么关系呢？

1939年6月19日晨，小松原向关东军司令部发报，说给苏军以“严惩”的时机到了，事不宜迟，应及早发动进攻。

植田司令官接到电报，即刻召集作战课的参谋们进行讨论。大部分参谋都提到了天津租界谈判，所谓天津租界谈判，是日本向英国租界当局施加压力，要求禁止租界内部的法币流通，以便进一步封锁和打击中国的抗战经济。

作战课长寺田雅雄大佐说：“在处理支那事变（即侵华战争）时，最具有重大影响的，是如何对待英国。如果这个时候与苏联发生纠纷，会使军部受到牵制，从而影响英国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