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第3/6页）

处理中国问题的目标是：一、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处于政治上的绝对控制地位；二、坚持广义上的门户开放。也就是说，中国不仅要在商业上开放，也要对来自欧洲的思想和各个领域的欧洲教师开放，但后者必须是自愿来华者，不能是国家政府的代理人。就实际意义而言，对中国进行思想影响远比给它物质帮助更重要；对欧洲国家来说，如果中国变得强大，但没有被它们凌驾于物质力量之上的公正、高尚的观念所熏陶，那确实是件危险的事。所以，对传教活动的强烈反对是荒诞的，也不符合追求和平发展的目标。在欧洲，基督教教义和任何哲学或者科学一样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作用，并且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虽然基于量和质两方面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在欧洲产生影响的性质和程度有不同的意见，但影响的确存在。单就政治观点而言，基督教思想和欧洲其他形式的活动有着同等进入中国的权利，中国人对基督教的不满也不应该作为将基督教排除在中国之外的理由。另外，修筑铁路并非基督教的活动，却触怒了中国人，只是由于政府的关系敢怒不敢言罢了；而中国政府同意传教活动的做法，并不能使中国人对基督教士的话洗耳恭听。在中国贸易开放的每一步进展都是施压促成的，而施压的方法就是战争。商业可以借助直接或间接的暴力进行，而思想却只能靠言论的自由传播。

既然现在的世界发展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而中国漫长的变化趋势也处在了决定未来前景的转折点上，美国的公民有必要考虑他们的国家在中国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并为此做好准备。这种准备体现在目标和能力两个方面：目标上的准备是精神和道德过程，它使我们分清何为正义、何为不当，然后选取行动方向形成政策，它是粗线条的但目标必须明确。能力上的准备是物质行为，包含两个相关要素：做好必要的武力准备；按政治形势的需要减少义务。这会使我们节省力量用到更需要的地方去。

我们应着重考虑政策和能力这两个主要方面。针对中国最近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我国政府就它的目标和原则发表了一个宣言，申明我们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将执行在过去行动中有所体现的政策。对我国人民来说，他们要做的不是制定新政策，而是思考一下过去的政策是否符合他们的良知，是否符合他们的是非感，是否体现了他们对于现实的期望。我对我国现行政策的阐释如下：我们坚决要求获得平等的商业权力，同时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及独立选择政治制度和制定政策的权力，我们绝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只要不发生在国际范围内难以忍受的事情。

在阐明这个政策时，我们就意识到了该政策和其他国家的政策并不一致。对于这些差异不必大惊小怪，但也决不能掉以轻心，必须将其当作可能会对我们政策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考虑。这种影响不会使我们对中国的政策发生改变，只是提醒我们针对这些分歧做好充足的准备，并判断哪些是不重要的问题，不值得去计较。因为在不必要的问题上投入过多的人力、物力，不仅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而且可能削弱我国的实力。

简而言之，我们没有把握能得到随“门户开放”而来的商业利益，除非我们为争取中国的开放采取相应的手段；我们也没有把握能使中国的领土保持完整，除非我们不仅发挥道义影响，必要时也采取一切手段反击任何排挤我们的商业、削弱我们的影响的专断行为。我们相信我们的影响是正义的，它来自于一个尊重他国人民自主权并尽力发扬自己信仰的国家。不过，如果我们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就必须使中国的代表人物认识到我们愿意而且有能力帮助他们抵制各种不合理的要求，我们考虑的不是自己的短期利益，而是全人类的普遍利益，虽然我们与这种利益是不可分割的。这些原则只有在具体情况下才会有具体的体现，但我们可以先在一般的意义上肯定它们，使它们成为我们的行动指南，还要被他人普遍了解。最近我国政府向别国发出的声明就体现了这些原则。

我们要告诉那些国家，美国政府不会让中国的问题放任自流。中国应该接受外来的正确政治观点和高深的思想，并把它们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进而从内部实现应有的变革。一个国家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新生，仅凭外来压力也不可能使个人身上的素质被国家组织所拥有，变化只有始于内部并以其固有的或者植入的活力为条件，才可能取得成功。不过，今天的中国还不具备自我更新、从外界自觉吸收和消化精神营养的内在动力，但日本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具备了这点。当然，日本并没有主动去寻求压力，只是迫于外界压力才进行的变革。日本只是曾经排斥过外来思想，而中国在与外国有了长期的接触之后，还是反对吸收那些可以使自己重获生机的东西。为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利益，必须让中国对欧美文明开放，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无论美国的态度如何，上述工作一定要进行。不过，我们能无视对上帝和人类的责任，拒绝给予我们的支持么？况且，我们对国家和个人的尊重能够使我们提供真正无私的支持，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尽管形势紧迫、任务艰重，但菲律宾的获得为我们赢得的充分准备使人们相信我们是上帝的使者。神圣的使命使我们不能不顾现实情况莽撞行事。由于方案众多，计算各种方案得失时要考虑或协调的利益广泛，所以我们的决定关系重大。决定是为目标服务的，为了能应付各种情况，为了在关键时刻展示我们的实力，我们要轻装前进，抛弃任何会分散我们力量的种种牵挂和偏见，就算会有牺牲也在所不惜。因为要想成功就要集中精力于一处，用拿破仑的话来说就是：“排除任何杂念”。

如果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维护我们的商业权力并使其发挥作用，我们决不能篡夺中国人民的权力、侵占他们的土地。目前，长江流域是我们的利益中心位置，但是假如再发生像最近在北京发生的事件之类的事情，那时候我们采取的行动也可能与我们的政策不相符。虽然商业和思想上的门户开放应该是我们在中国任何地区的目标，但它最容易实现的地区是中部，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因为海权在中部长江地区能稳固地存在。汽轮从海上可以驶至距离海洋600英里的汉口，再装上货物开往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大的港口，这个事实有力地说明了长江流域的意义。在这儿，商业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并且能得到条顿民族在世界政治中的主要武力后盾海军的支持。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海军也会成为中国人民抵制外来侵略行为的后盾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