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日本、中国的变化及其影响（第2/6页）

现实又是怎样呢？19世纪末，形势的发展变化已使商业成为了所有强国的竞争目标。即使有的国家不敢奢望自己成为商业霸主，但也希望增加至少保持自己已有的商业份额，这一方面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力，另一方面取决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交换的能力。在商业竞争中，大多数的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状况不满意，而有些国家在这方面却有着明显优势，例如美国就有丰富的原材料及对它们的使用能力。仅从商业角度来说，这就使得各国的起跑有着明显的优劣之分，而由自然资源造成的差异是很难消除的，绝不会因人的急切心情有所改变，于是，许多国家就企图通过扩张领土并在自己侵占的地区内建立自己的商业优势。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进行兼并或者培养强大的政治势力，但这两者均意味着使用暴力，从而会激起当地人民的反抗，因为谁也不愿意自己的权利被剥夺。这就使竞争转化成了冲突，而陆地或者海上的军事力量就成为斗争的工具。

在欧美地区，领土已经分割完毕并且固定下来，而且疆界可能发生的任何变化都不会改变全世界的商业形式。澳洲大陆也被分割完毕，文明国家也安排了它周围海中岛屿的政治归属权。非洲大陆的状况也与上述情况相似，只有极少的地区例外，该地区的商业由在那儿有着稳定权力的强国所操控。不过，非洲居民的稀少和落后使得它在商业上的地位无关紧要。

现在就只剩下亚洲了。上文已从世界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亚洲的局势，在此有必要对各种结论做一个总结，以便能更好地进行我们的考察，尤其是美国提出的政策。如前所述，当前亚洲正处于动荡之中，容易受外来影响进而发生改变。在地理上，它位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间，包括亚洲土耳其、波斯、阿富汗和大部分长江流域在内的中华帝国的绝大部分。在两条纬线的南北，英国和俄国分别握有主宰性的、稳固的政治权利。由商业控制促成的军事力量使得这两个国家一个以陆地为根据，另一个以海洋为依托。同样已经说过的是，依靠政治渗透而不是商业竞争在远东谋求商业控制的行为左右着陆权和海权的抗争。就亚洲问题而言，在俄国和英国身上充分体现了军事力量的作用。它们分别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而它们发展商业的手段也形成了强烈对比，一个提倡自由贸易，另一个则主张通过一切方法进行独占。

前文还曾提及，亚洲之外的一些强国，它们和英国的目标及实现手段都非常类似，而且，与英国一样，由于地理位置的相对遥远和在世界其他地方有着关键利益，它们也不能在中国境内充分使用军事力量。这是早已存在的一个缺点，如今得到了更好的印证。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受到的影响要小：一是经由最短的航路，美国离东亚更近；二是美国可以凭借海洋航线，自如地采取对外行动；三是美国的财富巨大且日益增长；最后一点是，美国在亚洲有位于海上的菲律宾这个根据地，它对美国的防卫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由于太平洋航线到东亚的距离比较遥远，美国难以对东亚地区采取军事行动，而它也尽量避免这样做。日本虽然距离亚洲大陆很近，但是它有限的幅员、稀少的人口、不足的财富会使它的力量长期受到限制，因此也无法对亚洲采取行动。

基于上述原因，海上国家要想实现它们的商业目标，就不能通过武力解决，虽然多少需要一点暴力手段，而是发挥各自的优势。这种优势最明显也最令人信服的表示就是来自商业的种种好处。我们希望道义精神可以借助商业进行传播，人一旦拥有这些，他们就会意识到人的存在不仅仅为了物质享受，也要担负历史赋予的使命，这样亚洲的复兴就有了希望。目前，除了英国和法国，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是以海权为后盾争夺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优势地位的。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洋商业上，海上国家期望从中获益，并通过合作影响中国；另一方面，海权体现在海军力量上，海上强国依靠它来维护它们在对华贸易中的地位和权利，防范其他国家使用武力将它们部分或者全部排挤出中国的企图。针对这种企图，前文对当前的军事特征和政治形势做了探讨，在此无须赘言，但有一个地方是例外。

这个例外针对的是长江流域。长江流域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因此有必要多做介绍。长江深入中国内地，很大的轮船可以从海上直接沿长江的主要河段上溯而行。位于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也要依靠长江与外界进行交往。地理上，长江位于中国南北之间，对商品的分配和战争的进行均有重要影响。所以，在长江流域建立了势力就是在中国内地拥有了优势，并能通过长江与海洋进行沟通；长江地区的商业优势对其他方面地位的提升也会有所帮助。由此可知，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谁就具备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因此，海上国家应积极地对长江流域施加有效的影响，中国由此得到的好处也会扩散到全国。因为在长江流域播下一粒种子，就会结出100倍的果实，其他地区也会有30倍的收获。

不过，商业好处只是欧洲国家如今对中国施压的一部分原因。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相互影响的问题不能一直被忽视，也不能因所谓的独立国家拥有自主权而延误彼此间的交流。因为这种相互影响已经开始，既不能折回去也不能被阻止，所以我们应该积极地引导这个过程，并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这两种文明自由发挥各自的影响。各国坚持要求中国给予它们自由买卖的权利，但并不要求中国人一定与他们进行贸易，中国人可根据自己的获利动机决定如何行动。这样，我们的思想也要求能在中国自由传播，而中国人有自由交流的权利，我们并不强迫他们倾听或者接受什么。后一种思想的要求与前一种贸易的要求没有多大差别，也不应该被否定。如果我们得到的好处只是中国商业上的开放，那么，一方面中国会因为我们向它提供的物质上的好处变得富有；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对于我们的精神和道义力量缺乏准确的了解，它对上述力量的运用又让人无法把握，这对于我们和中国都是相当危险的。当然，我们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未能履行我们的原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则会失去合理性，而且应承认的是，即使未能很好地遵循它们，我们照样能获益；但是，在履行准则方面的缺失会使我们无法达到圆满。回顾历史，我们也许会受到鼓舞，因为忠于理想的人产生的影响一直在发挥作用，并将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