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被判处死刑（第2/5页）

7月25日。天色尚黑时，敌人的一队坦克搭载着步兵发起了进攻。我们没有反坦克武器，不得不撤出了阵地。所有人惊恐地四散奔逃，在玉米地里寻找着隐蔽。敌人的坦克追了上来，很快便超过我们，坦克上搭载的苏军士兵发起了攻击，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这场白刃战中身亡。瓦利亚斯和我躲在一片被雨水打湿后压平的稻草堆下。由于天色黑暗，我们幸运地没被敌人发现。

一个小时后，敌人的一些坦克被击毁，他们再次被赶了回去。我们壮着胆子爬出了玉米地。我和瓦利亚斯平安无事，甚至连我们的重机枪也完好无损。

这是血腥的一天，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许多战友在与敌步兵的短兵相接中惨遭杀害。头颅破碎、腹部开口的尸体躺得到处都是，有许多已被坦克压扁。逃入玉米地时，我们的连长—那名少尉—失踪了。有人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跟着一些士兵奔逃，一辆坦克在身后追赶他们。他是负伤还是阵亡，或是落入了敌人之手，没人知道。根据眼前的这场屠杀来判断，敌人没抓俘虏。“失踪”这个词给家属带去了一线希望，尽管经历过俄国战事的人对这种希望不会抱有任何一丝幻想。敌人被压抑已久的仇恨，使得任何一个落入他们手中的人都不会有丝毫的生存机会，所有的希望都像春季阳光下的积雪那样融化消散。

尽管对我们的少尉不太了解，但我们还是对他的失踪感到非常遗憾。他可能只是经验不太足，但却是个具有强烈责任感、堪称楷模的军官。弗里茨•哈曼的副射手也牺牲了，连同他一起损失的还有他那挺重机枪的枪架。现在，可用的重机枪只剩下我这挺了。

7月26日。一名中尉被任命为新连长，他接管了我们这支所剩无几的连队，同时还包括第7连的残部。在沃拉佩尔金斯卡附近，敌人不停地攻击着我们的防线。我们的损失越来越严重，阵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战斗中获悉，新来的连长也阵亡了。盛开的生命之花被扼杀的速度清楚地表明，这场战斗是多么艰苦，多么可怕！更为糟糕的是，一名领导接替了另一名。在这场野蛮的杀戮中，连里的新兵们变得越来越焦虑。他们打仗仅仅是因为灌输给他们的责任感。激战中，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勉强前进，试图尽可能长久地停留在隐蔽处。

战斗进行的过程中，要是我需要更多的子弹，往往不得不大声喊叫，因为携弹手躲在散兵坑里或其他什么地方，根本不敢跑到我们身旁。结果，瓦利亚斯和我不得不亲自跑到后面，以便取得弹药。那些携弹手，很多都是志愿者，他们声称周围太过嘈杂，所以没听见我们的叫喊声。结果，这让我们冒上了更大的危险，没多久，我那位老搭档—瓦利亚斯—的肩头便负了伤，不得不撤下阵地被送往急救站。

现在，身边没有了瓦利亚斯，我明显感到失去了什么，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征服了我，我很想爬到一个坑中躲藏起来。但我感觉到，要是自己甩手不干，会使那些新兵的士气更加低落，因为他们把我们这些老兵看作是无所畏惧、战斗经验丰富的人。因此，我觉得有责任至少让自己摆出一副英勇无畏的姿态。通过平日的态度以及战斗中多少有些顽强的举止，我已成功地树立起了自己的这一形象。

7月27日。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在北面渡过了维斯沃克河，并向前一路推进。我们试图在万楚特与热舒夫之间挡住他们，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新派给我的副射手是二等兵德尔卡，以前属于第7连。德尔卡也是一名老兵，他在尼科波尔桥头堡负的伤痊愈后，在罗马尼亚回到了自己的连队里。

经过一天的激战，我们被撤回热舒夫的住处，在这里，再次进行了重组。没人知道自己属于哪支队伍。连里剩余的人员经过重整后改编成一个战斗群，由一名营长指挥，我们一点点地获得了来自因斯特堡补充兵站的新兵。

令我高兴的是，瓦尔德马也跟着这些新兵出现了。他已结束了军士培训，现在，他的军装上戴上了银色的穗带。起初，他被分配到其他地方，但他设法调了回来，并出任我们的分排排长。他惊讶地发现，弗里茨•哈曼和我仍在这里，但却很高兴能再次跟我们在一起。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中尉—亲王莫里茨—已经准备了为我们申请最高勋章的文字报告，，但由于他的阵亡，继任的军士长没有提交这些报告。这个情况是“萝卜”告诉他的，当时，他们俩都在疗养单位。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并不感到特别惊讶。我们知道这种事情会如何进行，最终获得勋章总是取决于一位上级的个人判断。不同的是—弗里茨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我们最大的期盼是能在这场该死的战争中生还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在上帝的眷顾下，我们活到了战争结束。不幸的是，我们的亲密战友瓦尔德马未能交上这种好运。

7月28日。瓦尔德马变了很多。他现在戴上了剑穗[1]，他的责任更重，应该为新兵们树立起一个好榜样。但他没有！他显得紧张不安，尽管他试图在别人面前隐瞒这一点，但却瞒不过我。我看出了问题：他远离这场危险的战争的时间太久了，不得不重新适应它—他必须习惯这样一个事实，死亡就在身边，但我们却不能把头埋进沙子里逃避这一切。

有一次，我们对敌人据守的一片树林发起进攻时，瓦尔德马不见了。由于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我们不得不退了回来，然后我发现他仍隐蔽在进攻发起前他所在的地方。想到这件事，我相信瓦尔德马的潜意识里已经感觉到某些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几天后，我们在当地的一座酒厂搞到几瓶白兰地，战斗结束后喝了个精光，他说了些很奇怪的话，当时，我觉得这只是他喝醉后的多愁善感罢了。他谈了许多关于他的朋友弗里茨•科申斯基的事情，科申斯基阵亡于尼科波尔桥头堡。他还谈到了他祖母的死，并说自己听到了她葬礼上的钟声，尽管她去世已经很久了。第二天早上，我亲眼目睹瓦尔德马被敌人的一串机枪子弹击中后倒在地上死去了，我这才回想起与他的那番谈话。同时阵亡的还有一名年轻的王子，他是我们前任连长亲王莫里茨中尉的亲戚。为了元首、民族和祖国，在讣告中是多么漂亮的措辞啊！

8月5日。当天晚上，我们被另一支部队接替，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驱车赶路。早晨时，我们在什丘琴桥头堡占据了一所房屋，在这里休息了整整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