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致命的插曲（第3/4页）

落在身边的弹片越来越多，克鲁格从皮带上解下钢盔递给连长。连长盯着钢盔看了一会儿，朝我们问道：“你们有谁想把钢盔戴上吗？”

瓦利亚斯和我相互看了看，彼此都摇了摇头。

“那好吧，”连长耸了耸肩，举起望远镜，再次观察起敌人的动静来。对他来说，戴不戴钢盔的问题已经解决，但他的传令兵仍站在一旁，看上去有点不知所措。我们都知道，克鲁格恨不能猛地将钢盔扣到连长的头上，这纯粹是出于关心。他对连长极为敬慕，对他安全的担心甚至超过对自己。但他无法强迫连长把钢盔戴上，于是，他只得将钢盔挂回到皮带上。克鲁格和其他一些战友比较聪明，战斗刚一打响，他们便已戴好了钢盔。

我驾轻就熟地朝着敌人的阵地打了一条弹链，接着又是一条。然后，我发现树林边缘处有两个敌人的机枪阵地，他们已经打伤了我们右侧步兵排里的好几名士兵。

伴随着一声巨响，一发迫击炮弹落在我们正前方，弹片四散飞溅，有的钻入了地下。一块弹片击中了机枪的钢套，中尉迅速将手收了回去。鲜血从他手掌底部的伤口涌出，流过了他的手指。传令兵克鲁格在另一个散兵坑里看见了这一幕，他朝着后方惊恐地大叫起来：“医护兵！中尉负伤了！”

连长已经掏出了一块手帕，紧紧地捂住伤口。他惊讶而非愤怒地朝着自己的传令兵叫道：“你发疯了吗，克鲁格？想叫医护兵来照料我？”

克鲁格又叫了起来：“不要医护兵了！只是手上的轻伤。”然后他等待着，直到连长回到他的散兵坑中，这才给他的伤口抹上急救药膏，并裹上了纱布。

我再次蹲到机枪后，瞄准我所能看见的每一个俄国佬的头颅开火射击。接着，又一发迫击炮弹在我们前方炸开，我感到上嘴唇一阵疼痛。一块小小的弹片钻进了我鼻子的下方，鲜血从上唇涌出，流入了我的嘴里。我把血吐了出来，用手帕按住伤口。我的上唇和鼻子肿了起来。

“让医护兵给你包扎一下，到后方去休息吧。机枪交给瓦利亚斯。”连长关切地说道。

我摇了摇头：“看起来挺吓人，连长，可只是块小弹片，卡在鼻子下方了。”

他朝我看了看，回过头继续用望远镜观察情况。

我有一种感觉，连长很关心我。对他而言，我是个可以信赖的士兵，不会因轻伤而退缩。要是我现在就去后方，他可能会失望，尽管我的伤势完全有权利这样做。实话实说，要是此刻在另一位连长的领导下，我肯定会到后方去，找医护兵替我包扎一下，从而离开这个弹片横飞的阵地。经历了长期的前线服役，我的神经并未强大到受了这么疼痛的伤后还能继续战斗的程度。我不是个懦夫—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但我也不想扮英雄。

可现在看来，我似乎就是在扮演英雄的角色，因为战友们都看见我的脸已经肿了起来，他们觉得奇怪，我干嘛不到后方去。是中尉给了我力量，所以我没有退出战斗，不过，他把决定权留给了我。我觉得自己与他生死与共，我愿意跟着他赴汤蹈火。要是你和我一样，在前线待过一段时间后，你就不会再为元首、人民或祖国而战，这些理想早已不复存在。没人会谈及国家社会主义或类似的政治问题。从我们的交谈中很明显能看出，我们奋战的主要原因是为了保命，同时也是为了前线战友们的性命。但我们也常常为了自己的上司而战斗，例如我们的中尉，他把自己以身作则的态度成功地灌输给了每一个疲惫不堪、几乎有些冷漠的士兵。

那么，他打仗又是为了什么呢？当然，作为一名军官，首先是为了自己的职责和荣誉。但是，据我了解，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自己部下的责任感，并通过自己在前线的领导和榜样，消除士兵们“我们纯属炮灰”的感觉。每当他谈到自己的连队时，他指的是连队的团结和亲如兄弟的战友之情。对我和其他人来说，这当然是值得为之奋战的，特别是在没有其他理想的情况下。他与我们共处的几个月里，我从未听他谈到过政治，更别说国家社会主义了。我觉得，他不太理会这些问题，他从未带着任何政治理念投身于战斗中。

由于敌人猛烈的火力，我们连无法前进半步，中尉做出了决定。他看着我们左侧树林的边缘，说道：“我们必须冲入那片树林，这样就能从侧面攻入敌人的阵地了。”

我们认为这一行动肯定相当困难，因为树林里有不少苏军士兵。

二等兵克鲁格说出了我们的疑虑：“中尉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求炮火支援？”

“为什么呢？没有炮火支援我们也能做到，克鲁格！通知连直属队和第1排的人，我一冲上去就让他们跟上。”

然后，他转向弗里茨•哈曼和我，“你们的两挺机枪为我们提供火力掩护，直到我们冲到树林。然后再跟上我们，等待下一步的命令。”

“我们明白，中尉先生！”

几分钟后，他带着部下们沿着一条浅浅的洼地，在灌木丛的掩护下朝着树林边缘冲去。我们的两挺机枪为他们提供了持续的火力掩护。等苏军士兵看见我们的人朝他们扑去时，他们跳起身，成群结队地朝后方逃去，窜入了灌木丛中。连长率先到达了树林，其他人也跟了上去，他们随即消失进树林中。

“我们上！”

我一把抓住机枪脚架的两根后脚架，瓦利亚斯抓住了前面的两根。我们快步朝着树林边缘跑去，旁边几米处是弗里茨•哈曼和克莱姆，克莱姆最近刚刚结束休假归队。我们气喘吁吁地赶到了树林的边缘，大口喘着气。敌人的迫击炮弹朝着我们袭来，在树梢上炸开。俄国人的交叉火力对着树林倾泻而下。

炮弹在树梢上炸开，断裂的树枝雨点般地落下，洒在树干和灌木丛中。我们听见中尉的命令声在树林中回荡，也听见了轻机枪和冲锋枪的射击声。在这片充斥着爆炸和轰鸣的地狱中，我们隐蔽在一根树干后—树木已被风暴所折断—等待着进一步的命令。

一个身影从我们前方的硝烟中出现了。

“重机枪分排？”有人叫道。

“在这里！什么事？”我回答着。

“中尉想让第二挺重机枪移动100米，到树林的右边去，掩护我们的侧翼。第一挺重机枪跟我来！”

弗里茨•哈曼已经站起身，跟克莱姆穿过灌木丛，朝着右侧跑去。我们跟在传令兵身后，跌跌撞撞地跨过树根和落下的树枝，在我们上方，迫击炮弹呼啸着，在树梢间炸开。瓦利亚斯咳嗽着，咒骂着。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但在这片地狱般的喧嚣中，我无法听明白他说的字句。他所想的可能和我一样，要是我们戴上了自己的钢盔，眼前的情况根本不足为虑。可我们没戴！我唯一能做的只是尽量把头往下缩，并祈祷不要被弹片击中，尽管在此刻，弹片雨点般地落在我们四周。我感到脖子后鸡皮疙瘩直起，甚至觉得毛发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