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穿过深不见底的泥泞（第2/7页）

我期盼着瓦尔德马能明白这一点，可最近几个月里，他一直在使用冲锋枪，并未操作过机枪。要是这挺机枪不开火，我们就全完了—俄国人会把我们拉出散兵坑，要么俘虏我们，要么直接把我们枪毙。瓦尔德马和克拉默低着头，忙着清理他们的枪管，步枪子弹在他们四周呼啸着。瓦尔德马不停地祷告着，不时望一眼越来越近的苏军士兵。我惊慌失措，心里暗暗责骂自己。我干嘛没有留在原地呢？

我估计瓦尔德马和克拉默一直在使用那些质量低劣的子弹，尽管至少有六箱高质量的子弹就放在他们的散兵坑里。在处理子弹卡壳的问题上，我比克拉默强得多，因为我的经验更加丰富，而他，从未真正地应付过这种情况。如果两根枪管都被子弹卡住，而且，如果子弹的底部已被撞击过，再想把子弹取出就有点困难，会很费时间。

这些念头在我脑中盘旋着。但在一切变得无可挽回之前，我必须尽快设法让这挺机枪响起来。天哪—迄今为止，我一直依靠着这挺机枪。在越来越激烈的步枪射击声中，我带着惊慌和恐惧叫嚷起来：“我来了！可你们必须有一个人得离开散兵坑！”那个散兵坑太过狭窄，无法挤下三个人，瓦尔德马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两人同时跳了起来，瓦尔德马紧跑几步，消失进旁边的一个散兵坑中。我奔跑的距离比他稍远些，就在我穿过弹雨时，左前臂感到一阵热辣辣的灼痛。疼痛并不厉害，但我能感觉到鲜血涌出了我的衣袖。

随着最后的一跃，我跳入了散兵坑中，开始检查机枪枪管。不出所料，两根枪管都被子弹卡住了，两颗子弹的底火也已被撞针击发过。该死！看来，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将子弹取出。这时，我看见掩体处有几名士兵，我朝着他们叫道：“我需要备用枪管！”，然后，我试着用专用工具将卡住的子弹取出。在我们面前，那些棕色的身影越来越近，几乎已经能看清他们的脸。就在这时，我听见瓦尔德马的冲锋枪响了起来，掩体处的几个人也用步枪开火了。毕竟，这里还有些步兵没有逃跑。

可是，面对苏军汹涌的大潮，稀疏的步枪射击根本无济于事。难道，就这样完蛋了吗？眼前的情形看起来肯定是这样。我从未真的想过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为什么应该例外呢？现在，等待我的将是阵亡或被俘—也许是更糟糕的结局。我们曾多次听说过苏联红军是如何对待俘虏的。当场被打死会更好些，反正被俘后我也无法生还。我试着默默地祷告，可由于胃里翻腾不已，根本说不出连贯的话语。我不由自主地解开手枪的皮套，将“鲁格尔”冰冷的枪柄握在手中……

这时，有人在我身后咳嗽着。“拿着，从另一挺机枪上拿来的备用枪管。”

我转过身，这才发现是我们的携弹手，他冒着敌人雨点般的子弹，从一个散兵坑里跳起身子，将两根用保护套罩着的备用枪管丢给我，落在我们身后大约一米处。他看见弗兰茨和我伸出手去够那两根枪管，他再次跳起身往后跑去。他只跑了两步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呼啸的子弹继续射在他的身上，但我们的携弹手，约瑟夫•施皮特卡，再也感觉不到这一切了。为了战友，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我看见了一个能让我们活下去的机会。我的手颤抖着，打开保护罩，拽出一根备用枪管，将其装上机枪。弗兰茨•克拉默已经准备好了一条新的弹链，上面塞满了黄澄澄的子弹。我抽紧弹链，关闭了枪膛。

我的身子抖得像片树叶—最前面的苏军士兵已经朝着我们冲来。但我的机枪开始怒吼起来！弹链像浸了油那样顺畅地流动起来，一种难以形容的宽慰感溢满我的身体。冲在前面的进攻者像苍蝇那样倒在地上。弗兰茨•克拉默已经将所有的子弹箱打开，用双手捧着一条新的弹链塞进枪膛，以确保它们毫无停顿地顺利通过。

我经常站在机枪后，感受着这台“死亡传播者”所展示出的力量。但我从有过像现在这一刻的获救感。我看见我们的敌人倒了下去，奄奄一息。我看着他们鲜血四溅，听着他们的惨叫，但是，请相信我，我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我被一种疯狂牢牢地控制着，这是对我刚刚经历的恐怖和绝望的一种血腥报复……也是为了约瑟夫•施皮特卡的阵亡，为了那些反坦克炮组成员以及其他伤亡者所实施的复仇。

复仇和报复！这是为复仇而吹响的激动人心的号角！这是所有军事统帅希望其士兵采取的方式。冷酷无情，再加上内心的仇恨和报复欲，这一切能让士兵们打胜仗，也能让最普通的士兵摇身变成明星。恐惧会化为仇恨、愤怒以及对复仇的渴求。这一切将成为你战斗的动力—甚至能让你成为英雄，获得勋章。但英雄必须活着，这样才能让其他人看见自己的勋章，这将激励起我们当中的软弱者。因此，英雄们—就像约瑟夫•施皮特卡，至少对他的战友们来说，他是个英雄—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但就战争本身来说，他们的牺牲并不值得一提。

可是，当我看着那些趴在地上的敌人时，被压抑住的好斗情绪消失了。我再次想清楚了。在我机枪射程外的远处，苏军毫不在乎地继续前进，他们的主力绝不会允许其右翼受到我这挺机枪的妨碍：只剩下一大群苏军士兵趴在我们前方一片浅浅的洼地里。只有当他们抬起头来时，我们才能辨别出他们。

到现在为止，我射光了大约六箱子弹。我的右手掌像被火烧过那样灼痛，因为我匆忙更换滚烫的枪管时，根本没时间用石棉布包裹一下。一些被烫掉的皮还挂在枪管上。

“我们只剩下半箱好子弹了，”弗兰茨•克拉默提醒我。他的脸上满是汗水，眼中闪烁着兴奋。他的嘴唇已经干裂，覆盖着厚厚的唾液沫。我的模样可能不比他好看到哪里去。

在我们前方的俄国人一动不动。他们仅离我们不到50米远，但却处在相当棘手的情况下。只有在趴着的时候，他们才能得到地形的掩护：只要他们站起身前进，我就开火。在我看来，这对他们就是一场血腥可怕的屠杀。

弗兰茨说出了我也想到的问题。

“在这个距离上，要是他们同时跳起身发起冲锋，事情就难办了，”他紧张地说道。

洼地里突然传出了叫喊声，打断了我们的念头：“喂！喂！”与此同时，一支步枪顶着一顶钢盔伸了出来，来回晃动着。那个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喂！喂！别开枪，我们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