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尼科波尔桥头堡的警报（第3/8页）

11月29日—12月1日。敌人以营级规模的兵力对我们发起了三次进攻。他们成功地在几个地段突破了我们的主防线，但我们每次都在突击炮和重武器的支援下将他们击退。敌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不得不调集新的补充力量。

12月2日。山地部队的赶到终于让我们松了口气。他们的车辆到达时，雨下得很大。俄国人好像知道我们在忙些什么，因为他们马上使用重型火炮对我们实施了炮击。我们再次遭受了一些伤亡，两部汽车被击中后报废。司机试图驾车驶离危险地带，但厚厚的泥浆使这一努力根本无法做到。我们搭乘的汽车也陷入了泥泞，大家只好跳下车，帮着把车辆推出泥潭。返回后方的路程通常只要15-20分钟，可现在却需要两个小时。

我们累得筋疲力尽，还带着因战友阵亡而造成的沮丧，费力地拖着疲惫的身子走进住处。第一个迎接我们的是卡佳，她给了我们一个惊喜，我们每个人的床铺上都摆着一份小礼物—两根香烟，几张用来写字的纸，一包卷烟纸，还有些类似的小玩意儿。这些东西大概是她从那些山地兵手里要来的。现在，三张床铺空了出来，其中两张床铺的主人负了伤，另一张是装甲掷弹兵默施的床，可他已经阵亡。卡佳在他的物品上放了个用树枝做成的小小的十字架。我们不知道她是如何得知这一情况的。

12月3日。我们一个个无精打采，墓地里的十字架每天都在增加。阵亡者中，许多是来自轻装步兵，我跟他们很熟。我还记得在法国，后来在意大利，他们是那么开心，那么满怀希望，可现在，他们离开了我们。特别令人悲痛的是，我们获悉，就在几个小时前，我们被山地部队接替的那场炮击中，连直属队幽默搞笑的三等兵鲁德尼克，不幸被弹片击中头部，当场阵亡。现在，我们唯一想的就是睡觉，没人唠叨这些。

12月4日。昨天就像是过节，我们洗了澡，刮了胡子，还换上了干净的衣服。食物也很好，我们吃到了菜炖牛肉和面条，作为饭后甜点，我们还得到了粗小麦粉做的布丁。我们还花了点时间清洗弄脏的军装，并把武器清理干净。我们甚至还趁着屋外下雪的机会睡了会午觉。可是，降雪并未持续太长时间：它只是增加了道路的泥泞程度。我们在通往厕所的路上铺上了木板，这样，我们至少可以让自己的靴子保持干净。

由于我们遭受的损失，一些班和排进行了重组。现在为我担任副射手的是保罗•亚当，他是个结实的小伙子，以前被分在罗特曼的重机枪分排里。威利•克劳泽被派去给弗里茨•哈曼担任副射手。我们队伍里的志愿者被转到了轻型补给车队，作为交换，我们得到了几名迫击炮分排的成员。这种人员的重新分配总会带来一些不自在，不过，影响确实不大，因为通常说来，不管是在住处还是在前线，我们都是个紧密的团队。

继续掌控一挺重机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否则的话，我会有一种强烈的不安，一种不踏实感，这一点毫无疑问。我觉得我们的头儿也认为他可以信赖我—尽管他告诉我们，从第2连给我们调拨了两名二等兵，他们也是重机枪射手。但弗里茨•哈曼和我继续掌控各自的机枪，这是对过去几周里我们的表现的一种肯定。

12月5-9日。给我们派来了一名新连长，由于各个连队规模的缩小，连里军官的调换司空见惯。我们的新连长—他们都称他为“老头”—显然没有在前线部队服役过，尽管他装作很有经验的样子。这就是说，他会不时地召集起他的下属，给他们上作战课，这些内容都是他从军校或其他什么地方学到的。奥托过去是一名专业服务生，现在，他时常被“老头”叫去充当勤务兵，他告诉我们，“老头”掀起了一股外文热潮，他在授课时主要采用一种所谓的“学术式”德语，里面掺杂了大量的外来语。奥托说，最可笑的是，那些军士被问及他们是否听明白时，他们总是回答：“明白了，中尉先生！”事后，他们又向“萝卜”打听，课上到底讲了些什么。“萝卜”是连部的一名下士，也是个学究气十足的家伙，他在意大利得到了这个绰号，因为他不吃肉，总是吃素。

于是，“萝卜”便用“预防性进攻”、“按比例投入”、“扩散式前线的划界”以及类似的专业名词给大家解释“老头”所说的意思。“老头”居然指望自己的部下能理解他这种“优雅”的语言：显然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浸淫得太久，已经无法用简洁明了的话语阐述问题了。

有一次，在一群整装待发的士兵面前，他问一名装甲掷弹兵是否做到了“自我整合”。这名年轻的士兵分到我们这里刚刚三天，他来自上西里西亚，说一口滑稽搞笑的方言。他疑惑地看着“老头”，但似乎又明白过来，回答道：“我不知道，中尉先生！”

我们可以看出“老头”没料到会是这个回答，于是，他问道：“为什么不知道？您已经跟我们在一起待了三天了。”

“是的，中尉先生，”这名士兵回答道：“可我在两个小时前刚刚得到第一片止泻药。”

在场的人个个捧腹大笑！这名年轻的士兵以为“老头”问他木炭片是否治好了他的腹泻。“老头”也跟着我们笑了起来，但他没有意识到，我们发笑是因为这名士兵面对一个故弄玄虚的问题作出了令人高兴而又务实的回答。实际上，“老头”想知道的是，他的士兵在部队里是否感到轻松自在。

经历了这个插曲后，来自上西里西亚的这名掷弹兵—他名叫约瑟夫•施皮特卡—成了许多笑话的主题。我们叫他“Peronje”：他经常用这个词，这个词显然涵盖了许多主题，但他从未说过它的实际含义。施皮特卡很快就成了我们关系密切的朋友。他是个可信赖的伙计，即便在前线战壕里他也干劲十足，我们不得不多次拉住他，免得遭遇危险。

12月14日。昨晚完全是一场庆典。你能听见士兵们放声大笑，就像有人刚刚说了个超级搞笑的笑话那样。你能听见许多营房里传出了歌声，混杂着手风琴的伴奏，持续了一整夜。这让我想起了德林下士，在雷特斯乔夫时，他吹奏的曲调几乎一模一样。士兵们的歌曲—通常是喜庆而又快乐的，但有时也有忧伤感人的。然后，所有人都平静下来，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每个人都问自己，下一次纵情歌唱时，自己是否还在呢。作为缓解，许多人把注意力转向白兰地酒瓶。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倒在自己的床铺上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