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甘蓝和潜艇（第2/4页）

美国向英国和法国出口大量农产品，美国农业因此而越发兴隆；越来越多的土地投入农业生产。然而，由于需求大增，美国国内粮食的价格也大涨。不过，有一件事荒谬难解，虽然大战给美国带来富裕、繁荣的市场，但是几个东部城市在1916年至1917年冬天出现粮食抢劫骚乱。

沙皇俄国在许多方面都遭受了失败，糟糕的粮食管理仅是其中一例。俄国有足够的粮食供养其人口，在大战期间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几百万吨的剩余谷物滞留在黑海的港口，准备输送到国外，但无法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另外，俄国在粮食配送上越来越失败，无法把粮食运送进城市里，俄国城市里有大量的难民，包括几百万被俄军在1915年从波兰赶出来的犹太人。大部分铁路运输能力被军队占用，剩余的运输能力处于混乱之中。在大城市中，粮食价格的增幅远远快于工资的增长。彼得堡的婴儿死亡率在1914年和1915年成倍增长。1917年，妇女每天要在工厂工作10小时以上，每周要花费40小时排队为孩子们购买食物。城市里爆发骚乱和罢工——在1917年1月至2月间，有67. 6万工人参加彼得堡大罢工。1916年，军队被派遣去镇压骚乱，但军队拒绝行动。截至1917年，俄国首都只有供几天消费的粮食储备，这座城市成为一个随时可被点燃的火药桶。

在东线的敌对阵营中，虽然德国和奥地利情况不如俄国那样已经接近爆炸的边缘，但是形势仍然是很严峻的，而且问题不仅出现在城市中心。虽然这两个帝国都存在管理欠缺问题，但主要问题是实实在在的物资短缺问题，长时间缺少生活必需品，而且从1917年开始呈蔓延趋势。谁也没有准备打一场长期的战争，更不用提打几年的仗了，大战刚进行了几个月，这两个帝国就出现了食物短缺现象。1914年10月，维也纳杀了1万匹马。第二年的春天，德国农夫拒绝执行不给牲口喂粮食的政府禁令，于是柏林的官僚命令屠宰所有公猪。900万头牲畜被杀，其结果是一场彻底的灾难。先是猪肉价格大跌，然后是剧烈上扬，而且是持久地居高不下，已经没有足够的供应了。

有几个因素使协约国发动的海上封锁具有极大的破坏力。德国和奥匈帝国的政治结构粗糙，无法进行有效的中央控制，甚至帝国各部分之间都无法协作；巴伐利亚不允许货物输送到德国的其他部分，匈牙利把剩余农产品卖到德国，而不与奥地利共享。战前，德国每年必须进口200万吨硝酸盐、磷酸盐肥料，必须有600万吨谷物做饲料，必须有100万季节性的农业工人。当这些生产要素减少了后，农业生产率开始下降；谷物的产量在1914年至1917年间下降了一半。军队的需求必须优先满足，这个需求的数量巨大，而且缺少弹性，德军每周的需求量是：1700万磅（约7700吨）的肉，6000万磅（约2.7万吨）的面包，1.3亿磅（约5.9万吨）的马铃薯。1915年5月，维也纳爆发第一次食品骚乱，柏林则在5个月后出现。柏林的食品价格在大战第一年里增长了130%，两年后增长了600%。即使是产业工人，他们工资的增长也难以跟上价格上扬的步伐。从1914年至1917年，军工厂的工人工资增长了78%（妇女的工资要低许多），非军工厂的工人工资增长了52%。牟取暴利的行为非常普遍，社会上出现新的百万富翁，他们的暴富招致公众的怨恨。

由于大雨、过早的霜冻、缺少肥料、缺少人工，1916年的收获季节变成一次灾难般的失败，大饥荒蔓延各地。由于极度缺少肉食和牛奶，所以马铃薯变成一种必不可少的食品。但是，德国的马铃薯产量下降了一半，奥匈下降得更多。上千人每天只能排队喝汤。纺织品用纸和植物的纤维制成，鞋用纸盒木头制成，咖啡用树皮制成。数万赤贫的战争寡妇带着孩子们，要排上几天的队领取可怜的定量。德国成年人的食谱非常可怜，有一种奇异的黑色“战争面包”，里头几乎没有谷物，没有肉的腊肠，每周配给三磅马铃薯和一个鸡蛋。为了生存，德国人越来越依赖一种平时人类不爱吃的蔬菜，粗陋的甘蓝。

农作物歉收之后是1916年至1917年漫长、寒冷的冬天，历史上称为“甘蓝之冬”。柏林一家主要医院的内科医师主任报告8万儿童在1916年死于饥饿。在奥地利，一个家庭只允许烧热一个房间，这导致冻伤流行和管道爆裂。在维也纳的街道上，人们用狗拉车，后来，狗拉车也没有了，因为人们把狗吃掉了。匈牙利原来农业产量较高，后来，人们因缺粮而吃马和狗。德国因缺少燃料而关闭学校。大战前，估计每个成人每天平均要摄入3400卡路里；大战期间，下降到1200卡路里。妇女肺病死亡率从每10万妇女14人增加到23人。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患佝偻病、骨畸形、关节畸形的人普遍增多。

“坐在黑暗中最可怕，”一名德国妇女写下了经济封锁时的生活，“下午4点钟天就黑了，早晨8点天才亮。甚至孩子们也睡不着觉。必须尽力哄他们，他们因饥饿而变得烦躁、忧郁。他们上床后，我们在寒冷中发抖，一半是因为饥饿，一半是没有衣服取暖，我们只能不断地想，不停地想。”一名当时还是学生的德国人回忆道：“因为没有肉吃，每个人都想养兔子。我们被带出课堂去帮助农民。我们喜欢这样，但是这意味着我们就上不了课了。所有的老师都去当兵了，农村的生活变得很阴沉。很多人都在说：‘战争打得时间太长了。’有些人变得很坦率直言。人们感到战争时间长，德国取胜的希望不大，因为德国国内的条件变得非常困难。”

甚至在征服了罗马尼亚后，所获得的战利品也非常有限，可供德国和奥地利消费用的谷物仅仅增加了6%。在德国、奥地利，曾经较富裕的城市人拿着珠宝、真羊毛织物、真棉织物到农村换取任何还能找到的食物。在维也纳，大约有1万名妇女依靠卖淫维生。政府不断增加每周工作时间，挣不到足够钱养家的工人开始不断罢工，罢工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也越来越大，越来越暴力。妇女成群暴动抢劫商店和政府的粮食仓库。

就在这样一个阴暗的背景下，德国的领导人在1917年1月9日召开了一个关于潜艇战的会议，这个会议给不同意见一个摊牌的机会。当然，德皇威廉参加了会议，他还是帝国的最高战争领袖，但是他变得越来越被动，越来越对自己缺少信心。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参加了会议，他俩刚从西线视察回来，他俩视察后的结论是维持西线僵局对德国最有利。参加会议的还有海军的领袖，其中有最著名的海军总参谋长亨宁·冯·霍尔岑多夫（Henning von Holtzendorff），他充满热情地坚持潜艇战是唯一能迫使英国屈服的办法。最后到场的是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他直到会议开始前的最后一个时刻才被邀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