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放弃马恩河（第4/5页）

韩屈最终抵达德军第一集团军总部，克卢克此时并不在总部，他去乌尔克河督战了。克卢克希望亲眼看到胜利的来临。韩屈向克卢克的参谋官解释英国远征军就在马恩河的北面，比洛正计划撤退，克卢克也别无选择必须撤退。就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比洛送来的通知到了，比洛开始撤退时。韩屈感到没有什么再值得讨论，或者有待决定，于是离开了。当克卢克知道了韩屈的访问和撤退计划时，他想抵制，像往常那样坚持向前进军。然而，当他知道比洛已经开始撤退时，他感到别无选择，只好服从。比洛撤走后，克卢克的部队变得易受攻击，除了撤退之外，别无拯救办法。

从德国的角度看，施利芬右翼的故事有一个忧郁结尾。就在克卢克接受撤退命令时，夸斯特的军团正在撕碎法军的防御。在夸斯特脚下和巴黎之间，除了30英里（约48公里）没有法国人把守的空旷原野外，什么都没有了。那简直就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攻克巴黎，德国人只需要行军就足够了。夸斯特接到克卢克的新命令，停止攻击，向后转。德军第一集团军撤退了。

全完了。夸斯特的部队已经走了许多路，但是他们此时要沿着原路返回出发点了。

没有人比毛奇感到更忧郁。“我无法用语言描述过去几天压在我肩上几乎把我压垮的责任，我今天还能感觉到那个责任的压力，”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目前的困难让人胆寒，这些困难就像一幅巨大的黑幕一样悬挂在我的眼前。我什么都看不见。”

背景：英国指挥官

1914年8月3日，英国《泰晤士报》上有一篇报道说，陆军元帅约翰·弗伦奇爵士将率领英国远征军去法国作战。这篇报道希望读者知道这次任命是所有军队任命中最好的。

“一点儿犹豫都没有，”这篇报道称赞弗伦奇的当选，“没有痛苦的拉票活动，没有辛辣的争辩，没有令人讨厌的候选人优缺点比较，没有偏爱，没有政党阴谋。”

根据这篇报道的解释，之所以有这样愉快的结局，是因为弗伦奇“周围有许多能力强的领导人和参谋官，不仅使部队达到极高的效率，而且他的军官们都像兄弟一般相处，并且在各个部队之间和各个官阶之间形成一种良好的同志关系”。

这篇报道是最早利用报纸做战争宣传的实例，也是一篇典型范例。这篇报道的目的，就是使英国公众对自己的军队感到骄傲，对挑选出来的军队领导人感到骄傲。实际上，这篇报道充满了谎言。弗伦奇做将军一点都不比普通人强，弗伦奇根本没有辨识人才的本领。有见识的旁观者从来没有发现他能高效管理军队。

至于是否涉及辛辣的争辩、偏爱、政党阴谋，《泰晤士报》的这篇报道是在不知羞耻地骗人。

与20世纪之初南非的布尔战争时的英国军队相比较，1914年的英国军队还算是比较有效的战争机器，在布尔战争中，英国军队几乎打不赢由当地农夫组成的贱民游击队（后来不得不借助野蛮的打法）。此后，英国军队开始改善训练，按普鲁士模式建立参谋部。然而，英国军队在许多方面还是顽固地保留过去的坏毛病，比如，军队的领导层几乎完全没有改善。那是一个从不民主的社会文化中衍生出的军队，在这种社会文化中，大多数人都是没有权力的穷人，帝国的福利都被一小部分人独占，社会各阶层只能把自己的境遇理解为是自然定律的规定。

然而，英国在变，军队的变化也缓慢地紧跟其后。1870年，英国政府终止了历史悠久的军官升迁制度，在老制度中，军官需要耗费财富去买官阶。即使改革后，也只有绅士才被认为较适合于做军官。所谓的绅士，就是有家庭背景的人。但是，即使是绅士，如果没有额外收入，他也负担不起做一个低级军官的费用。19世纪末，一名表现突出的军士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被稀罕地授予中尉军阶，但他无法接受，他当时的薪水是100镑，而担任中尉至少需要4倍于他薪水的钱（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要自己花钱，不仅要买制服，还要为自己所在团的军乐队交费）。如果像威廉·罗伯逊这样的人真的成了军官，那些不愿接近穷人的绅士就会尽量躲避他们，有时甚至恶意地戏弄他们。

这就是产生约翰·弗伦奇爵士和英国远征军其他军官的体系。这个体系到处都是生下来就是绅士的人，而威廉·罗伯逊是一个例外，他奇迹般地被提拔为少将（他曾在印度任职，那里的费用较低，制服是他做裁缝的父亲亲手制作）。绅士的标准就是一切以提高美德为目标，他们必须在所有的业余活动中修炼成精。符合绅士体面的活动有：打猎、射击、马球、周末乡村别墅聚会。阅读书籍显得太严肃，因而不适合于绅士，即使阅读军事史和军事战略方面的书籍也没有必要。让法国军官备受煎熬的理论争辩在英吉利海峡以北是难以想象的，英国穿军装的人从来不关心理论。有合适的人际关系，外加适度的贵族式的无忧无虑，是通向升迁的光明大道。所以，英国军队成为那些家庭背景好但略有些笨的孩子的最佳职业。

弗伦奇在1914年8月的时候已经61岁了，他是一个海军军官的儿子，14岁时就参加英国皇家海军。他在21岁时转为骑兵，英国军队中最精英的兵种。此后，他一路升迁，靠的是能给人深刻印象的社交技巧和骑马时的锐气。1899年，他刚被提升为少将后，便奔赴南非担任骑兵师的指挥官。在南非，他靠大胆赢得了名声，学会了如何恨别人，同时也招致了别人的恨。基钦纳伯爵就很恨他。

1912年，弗伦奇达到人生履历的顶峰，成为皇家总参谋长，后来在卡勒兵变中辞职，但被认为是令人尊敬的绅士叛变，实践证明这次叛变行为没有妨碍他获得英国远征军指挥官的职务。他起程去法国的时候，又矮又胖，感觉迟钝，缺少想象力，脾气很坏。基钦纳仍然认为他办事不计后果，所以才手写命令要求他什么都别做，以免危害英国军队。

弗伦奇在布尔战争中的参谋官是一名年轻的上校名叫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大战爆发的时候，黑格是中将军阶，指挥英国远征军两军团中的一个。黑格的家族在苏格兰边陲地区从事威士忌酒的业务，当年他进入精英骑兵团时，贵族军官们认为他不够资格。虽然黑格不比弗伦奇聪明，但有一种能找有影响力的人做后台的特殊本领。他在牛津大学混了三年没有拿到文凭，后来才转入桑德霍斯特皇家陆军军官学校，所以进校时年龄偏大。他参加军队参谋学院考试没有及格，后来靠关系才得以通过。他姐姐与一名詹姆士威士忌酒业王朝成员结婚，他的这位姐夫是威尔士王子游艇的荣誉监护人，他姐姐请求剑桥公爵（一位年老的皇室成员）为黑格降低入学考试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