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

十八年前译者在接到翻译西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任务时，心里确实有些忐忑不安，十八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古希腊文明博大精深，对于西方乃至全人类文明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译者自知学力不济，难以胜任。因为自己对于希腊的历史和文化，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初学者。虽然三十多年来译者一直对此领域情有独钟，也陆续发表过70余篇小文，承担过几个研究课题，并且于2013年和2015年两次应邀前往希腊、土耳其参加希腊文明的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对于古希腊文明也可以说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但根本谈不上对其有多少研究。古希腊的作品创作时间距今毕竟有两千多年，今人如想完全把握原作的原意，谈何容易！因此，译者的想法依然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我们所能，把关于修昔底德及其著作的正确知识介绍给广大读者。

修昔底德的著作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大致相当于中国战国初期），是希腊古典时代盛期的重要著作，在西方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来，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欧美学者对这部著作作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精深的研究成果。自1628年霍布斯首次将修昔底德的著作译为英文以来，迄今为止，现代译本（英、法、德、俄、意等，有全书译本和单卷译本）和注释本恐怕不下数百种。其中，近百年来在国际古典学界公认的比较优秀的英译本有三种：史译本、克译本和昭译本（前文已有详细说明，此处不赘）。三种译本都依传统把全书分为八卷，卷下再分章、节，只是在划分章节和段落时稍有差异，具体内容上也因依据抄本不同等原因而略有出入；三种译本在译文质量上各有千秋。史译本是希腊文英文对照的，译文最为忠实；克译本素以文字典雅有力著称；而昭译本在遣词造句方面亦颇具特色。牛津大学2009年出版的哈蒙德的译本，译文质量也很高。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主要是根据克译本，同时参考其他三种英译本，如遇困难，则参照古希腊文原文以及两种注释本加以解决。这两种注释本分别是A. W. 高穆等的《修昔底德历史注释》（5卷本）和S. 霍恩布鲁尔的《修昔底德著作注释》（3卷本）。本书的卷、章、节的划分以古希腊文本和克译本为准。本书注释主要是依据近百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对修昔底德著作本身的研究写成，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读者核实原文；并且参考了大量考古、文献和实地调研资料。书末的索引，根据以上四种英译本的索引相互参照编译而成，力求更加翔实准确。

本书附录有五项内容。附录一简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七年的战况；附录二简述古希腊历法及其沿革；附录三为公元前500至前393年希腊历史大事年表；附录四开列译者参考的原著及主要文献，以供广大读者研究和查阅；附录五是漫谈关于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几个问题。

修昔底德的著作的中译本曾有谢德风先生的全书译本[1]（商务印书馆1960年初版，1978年修订版以及此后多次重印本）和吴于廑先生的节译本（修昔底德著作的第七卷，载《外国史学名著选》，合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谢译本主要根据华尔纳（R. Warner）的英译本（企鹅古典丛书，伦敦1956年版）。谢德风先生说，该译本的一个优点对原文作了大胆的处理（如把部分正文内容移入脚注），以便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2]不仅如此，谢译本还特意去掉传统章节编码，这种做法在半个多世纪前尚可理解，如今读者通过网络可以随时查阅古典著作原文，他们在阅读谢译本时略感不便。而我们手头的华尔纳译本（1972年版）并未把修昔底德的部分正文移入脚注。[3]另外，谢译本中某些译文似还值得进一步推敲。对此，我们通常在注释中加以提示，借以引起读者的思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参考了以上两种中译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初版和第二版的翻译工作由本人主持。[4]初版至今13年来，译者广泛搜集和征求有关专家和各方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修订工作未曾间断，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译文质量不断提高。此次修订，重新撰写了序言，逐字逐句校阅，改正一些错误，并且增加了16幅插图。订正之处超过2000处。[5]在本书翻译和修订过程中，南开大学王敦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易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祝宏俊教授对于本书的修订提出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教授、徐晓旭教授在国外访学期间，还不辞辛劳，多方搜集新近出版的文献资料，有助于把握部分译文原意；译者多年前在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搜集相关资料时，得到彭小瑜教授的大力支持；首都师范大学晏绍祥教授、复旦大学黄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玮博士也在百忙之中提供图书资料；尤其是侨居修昔底德故乡的井玲教授不辞辛劳，多方搜集并提供了不少难得的资料；郭涛博士通读了序言并且执笔第四节；国家图书馆解晓毅副研究员、河南信阳师范学院陈思伟副教授、福建泉州师范学院陈彬强副教授等也在资料收集和书稿校订中均多所贡献；宋吉科、刘峰两位高水平读者奉上他们的研读本书的笔记，对于提高译文的质量皆大有助益；我的爱妻黎冬梅多年来对我的工作始终不渝地支持，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作为人类轴心时代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的中国和希腊，都为人类文明宝库作出过重大贡献。如今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经济全球化必将为文化多元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新的轴心时代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作为自古至今文明血脉未曾中断的古国，中国和希腊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011年，希腊驻华使馆表彰为传播希腊文化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人，本人忝列其中；2013、2015年，本人前往古希腊文明的发生地，在希腊和土耳其，参观了雅典、斯巴达、克里特、迈锡尼、科林斯、梯林斯、爱庇道鲁斯、涅米亚、阿尔哥斯、美塞尼亚、奥林匹亚、德尔斐、拜占庭、特洛伊、阿索斯、以弗所、帕加马、米利都、迪迪玛、埃吉那、科斯、锡拉（今圣托里尼）、哈利卡纳苏斯（今土耳其博德鲁姆）等地的文化遗址，并且专门造访了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出生地，考察了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斯战役、派罗斯战役、美塞尼亚战役、拉德战役以及科林斯地峡、劳里昂银矿、伊奥尼亚、埃奥利斯、苏尼昂海角、攸洛塔斯河、马尔马拉海等重要历史遗址，畅游爱琴海，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与当地学者和民众展开广泛的交流，收获颇丰。实地考察对于准确理解和译注古典著作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