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译本的选择

由于译者学力水平有限，我们在翻译修昔底德的著作时，只能依据手头已有的英译本和注释本。三十多年前，国内很难看到几套齐全的“洛布古典丛书”。最近十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突飞猛进，国内研究条件大为改善，很多古典文献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网络上免费查阅到。[4]不过，自1628年霍布斯（Thomas Hobbes）首次将修昔底德的著作译为英文以来，修昔底德著作全文或单卷英译本不下数十种，其他如法文译本、德文译本、意大利文译本、俄文译本等，新译本不断涌现，加上那些相关的研究著作，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不计其数。一般认为，百余年来在国际古典学界公认的比较好的英译本有三种：一是C. F. 史密斯的译本，二是R. 克劳利的译本，三是B. 昭伊特的译本。应该承认，我们的专业和语言水平还没有达到对这些译本评头论足的程度。总体而言，这三种译本在表述上各具特点，质量上各有千秋。

对于广大读者而言，R. 克劳利的译本有一个突出优点：英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修昔底德原著的基础上，将全书八卷分为26章，每一章加上一些醒目的小标题，这样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让读者对相关内容心中有数。因此，我们的译本采纳了这一点。

修昔底德的著作，距今足足有2400多年了。由于时代久远和文化的差异，原著中有不少晦涩难懂的内容，这不足为奇。现代西方学者的某些理解，也未必完全正确。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将几种译本相互参照，以尽量减少错误。如果不是对希腊文原著有非常精深研究的话，只是以一种英译本为蓝本来批评另外一种译本，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当然，人们都知道，古典作品的译者，最好是精通原文，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原意。可是，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简单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再创造”。对于译者知识和语言的要求都是相当高的。笔者从未奢望自己的著作将成为经典，而只是作为一个读本，让中文初学者从中学习相关知识，为培养日后西方古典学家打基础。西方古典学自文艺复兴以来，差不多有五百年的积累了。如果如刘文所说，当代著名古典学者中如M. I. 芬利者，也至多为华尔纳的英译本撰写序言，照这样说来，中国的西学经典译者的出现恐怕还是很遥远的，中文读者至少还要等上百年甚至数百年。其实，学术的进步是代代积累的结果，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去想象一夜之间出现理想的古典译著。况且，中译本原本是为中文普通读者提供基础知识的，专业研究者应该直接去读原文。被誉为中国“世界古代史之父”的日知先生，在和他的弟子们谈及历史研究的事业时，就常常自比为一块“铺路石”。我愿在译介希腊古典文史名著方面付出自己的努力，愿做一颗默默无闻的小沙粒，又有何不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