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两次大战之间（第3/6页）

在中国，各方的斗争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四角关系。国民党对抗日本，国民党对抗共产党，共产党对抗日本，以及1939年夏，苏联在伪满洲国边界对抗日本。美国已经为国民党提供支持，但并不急于介入中国的战事。而希特勒对日本的支持基本只停留在口头上，只是撤走了先前向国民党提供顾问的德国将军（这些顾问很有来头，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复兴德国陆军的汉斯·冯·塞克特[38]和成为比利时总督的亚历山大·冯·法尔肯豪森[39]）。远东的这一战事使德国与世界的关系更为复杂，而且有人把中国的大范围冲突比作西班牙内战。在美国国内开始强烈谴责日本。

与此同时，欧洲也在绥靖政策背后进行着仔细的思考。帮助希特勒上台的不满情绪是真实存在的，这些民众的不满是可以通过某些方式减少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居住着数以百万计的讲德语的日耳曼人，他们从来都不愿意成为这两个国家的国民。另外，奥地利也居住着600万日耳曼人。当奥匈帝国在1918年解体时，他们的代表曾经在帝国议会投票加入德国。唯一的反对意见出自一名天主教主教，他认为德国信仰新教的人太多了。后来，法国阻止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进程，但一时间，法国甚至无法为这个新国家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字。最后，一位叫作乔治·克列孟梭[40]的法国人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剩下的就是奥地利。”奥地利的独立并非是一件幸事。这是一个信仰天主教的农业国，却有一个社会主义的首都，那里的大量居民都曾是奥匈帝国的公务员。1934年，奥地利爆发了小规模的内战，炮兵部队炮击了劳工阶层的居民区。当出生于奥地利、1932年才成为德国公民的希特勒在德国出人头地时，奥地利开始出现想要加入德国的骚动，当地的纳粹党徒尤其喧闹。希特勒顺势介入，用沙哑的嗓音在多次纳粹集会上发表了态度蛮横的演说。演说进行时，身穿棕色制服的纳粹党徒列队行进，备受希特勒赏识的建筑师阿尔贝特·施佩尔[41]所设计的灯光直射天际。施佩尔曾说，他早就应该在魏玛时期的电影院[42]里使用这种摄人心魄的灯光技术。对英国政府来说，逼迫德语居民生活在把自己视作二等公民的国家确实是讲不通的。于是，在1937年11月，后来成为英国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勋爵[43]赴柏林会晤希特勒。他对希特勒说，英国不反对他通过和平手段改变战后秩序。英国实在不想打仗。1916年的血腥战争[44]仍然历历在目，大中小学都在进行战争纪念，呼唤逝者的名字。英国正面对着东、西半球的潜在敌人，印度也即将发生叛乱。

随着奥地利的纳粹分子越来越活跃，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总理库尔特·冯·舒施尼格[45]请求希特勒帮助他们控制国家。在此之前，他已经让希特勒所推荐的人选在自己的政府里担任了重要的职位。1938年2月，舒施尼格来到位于德国贝希特斯加登[46]的希特勒别墅，并在这里遭受了希特勒的欺侮。当时，希特勒带了多位长相凶恶的将军，还禁止舒施尼格吸烟，导致这位奥地利总理极为紧张。于是，他接受了希特勒提出的合作建议，将奥地利变为了德国的卫星国。然而，当舒施尼格返回维也纳后，他改变了主意。他提议进行全民投票。如此一来，他将毫无悬念获胜。舒施尼格希望西方国家和墨索里尼能来救他，而希特勒则赌他们不会这样做，并于3月14日进兵奥地利。对此，西方国家和奥地利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相反，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卡尔·伦纳[47]却对纳粹的到来表示欢迎。此时的奥地利已经成为德国的一个省，维也纳的25万犹太人开始遭遇恶毒的侮辱、暴力和掠夺。意大利曾经是奥地利的保护国，可墨索里尼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希特勒为表示感激，啜泣着给他派驻意大利的代表打电话，让他告诉墨索里尼，他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件事，永远都不会。这是希特勒所信守的为数不多的承诺之一。奥地利已经成为了德国的一部分，很明显，现在的压力已经随之转移到了捷克斯洛伐克身上。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的边境线很长，所以非常难以防守。捷克斯洛伐克居住着300万讲德语的日耳曼居民，大部分集中在靠近德国的苏台德地区，希特勒的到来令他们极度兴奋。捷克斯洛伐克是莱茵河以东唯一的民主国家，民众享有投票权。其中的日耳曼居民把大部分选票都投给了德国国家民族党。

1938年夏，纳粹的暴政肆虐维也纳，犹太人遭到驱逐，恐怖的气氛逼近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是依据战后的协议所建立的国家，与法国是盟友，一旦遭到德国攻击，法国就应出兵相助。然而，英国再一次带领西方各国把法国摁在了椅子上。他们确实不希望为了这样一个国家而爆发战争。英国首相张伯伦[48]在一档广播节目里抱怨说，他们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所以也不关心它的事情。同年9月，在墨索里尼的建议下，这位老首相挥舞着雨伞飞赴慕尼黑，与希特勒举行会谈[49]。希特勒没有邀请捷克人，捷克的盟友苏联也没有得到邀请。英国的意见分歧严重，最后，张伯伦将居住着日耳曼民族、实际上也居住着不少捷克人和犹太人的苏台德地区[50]分给了希特勒。从此之后，“慕尼黑”便成为了懦弱和无耻行为的代名词。不过，此时的张伯伦却着实风光了一阵子，就连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51]都无法理解，为何抛弃自己国家的盟友能让他受到如此大的欢迎。在西方各国，尤其是在仅仅20年前几乎失去半数适龄参军男性的法国，跛脚的退伍士兵一瘸一拐地在各自的村镇里索取养老金，而由于没能获得德国赔款，国家没有钱来赔偿他们。目睹这一惨状，没有人愿意再次走上战场。而且，各国普遍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下一场战争是致命的，文明将遭到毁灭。许多专家说，轰炸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伦敦和巴黎炸成废墟。在战争的第一天里，伦敦将有可能遭到3 500吨炸弹的袭击。在开战后的6个月里，60万人将失去生命（在1940—1941年间的7个多月里，英国实际伤亡6万人）。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为了阻止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而打仗呢？何况人家愿意那样做。此外，英国还有另外一种考虑。德国一直在重整军备，而且进展飞快。到处都是“影子”兵工厂，时机一到就可以参与军备，而英国还没有准备好。此外，英国开始部署一种防卫轰炸机的武器——雷达。这种武器能提前做出预警，告知战斗机紧急升空应对。此前，战斗机只能在空中持续巡逻，这样做会消耗大量油料（当时，一架战斗机只能在空中持续飞行1.5小时）。英国决定在海岸线部署一系列雷达站，但此时，这一工作也还没有完成。考虑到德国的轰炸能力被极大地高估，慕尼黑的参会代表表现得较软弱就是可以理解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