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图哈切夫斯基案与苏联红军第一次“大清洗”（第2/5页）

这个大案也称“反苏托洛茨基军事集团案”。原来，虽然托洛茨基在十月革命后成立的人民委员会中担任的是外交人民委员，但1918年4月8日就改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因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经成为第一要务。1918年9月2日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也由他担任。红军总司令起初是原“红色拉脱维亚步兵师”师长尤吉姆·瓦彻提斯（1873—1938），因为十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首脑亚历山大·克伦斯基（1881—1970）随即命令沙俄第3骑兵军军长彼得·克拉斯诺夫（1869—1947）率部反扑，粉碎这反扑的正是红色拉脱维亚步兵师。1919年7月改由谢尔盖·加米涅夫（1881—1936）担任。注意，别把他和列夫·加米涅夫相混淆。此外，当年的列宁卫队也主要由拉脱维亚水兵组成，值得注意的是200人里有70名在俄华工。整个内战期间托洛茨基一直是苏联军事方面的最高负责人，红军许多高级将领与他在工作上有联系是自然的事。

顺便说说，反扑失败后克拉斯诺夫被俘，承诺不再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后获释。但后来他食言参加“白军”，与红军为敌，再次失败后流亡德国，“二战”期间又组织在德“白俄”与纳粹合作。“二战”结束时率部向英军投降，后来被移交给苏联，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以叛国罪判处他死刑，1947年1月17日以绞刑方式执行。

和三次被西方视为“作秀审判”的公开审判不同，“图哈切夫斯基案”是秘密审判的。为此专门组建了以瓦西里·乌利赫（1889—1951）为首的特别军事法庭，成员有瓦西里·布柳赫尔（1889—1938）和谢苗·布琼尼（1883-1973）两位苏联元帅，还有雅科夫·阿克斯尼斯（1897—1938）、鲍里斯·沙波什尼科夫、伊凡·别洛夫（1893—1938）、巴维尔·德边科和尼古拉·卡希林（1888—1938）等多名高级将领。然而，除乌利赫、布琼尼和沙波什尼科夫三人外，其他人后来都没能逃脱自己也被清洗的厄运。乌利赫出生在拉脱维亚，父亲是一名德裔拉脱维亚革命者，母亲是俄罗斯贵族，全家曾因革命活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十月革命后经托洛茨基介绍进入“契卡”，后来转到苏联最高法院。除图哈切夫斯基案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以及叶若夫等人的案件也都是由他审理的。

1990年以前，图哈切夫斯基案常常被视为纳粹德国的“离间计”，然而它的受益者并非只有纳粹德国，斯大林同样受益，使他在取得联共（布）党内唯我独尊地位以后又取得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具体做这件事的苏联方面是尼古拉·斯科布林（1892—1938？），纳粹德国方面是盖世太保第二号头目莱因哈德·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1904—1942）。斯科布林原来是一名白俄将军，后来成为一个既为“契卡”，也为流亡国外的白俄、还为纳粹德国服务的“三面间谍”。不过像其他许多执行秘密任务的人一样，他最后也“下落不明”，被认为已于1938年死去。怎么死的？说法至少有三种，都难以证实。

为什么被“选”作这个阴谋集团首领的人是图哈切夫斯基？耐人寻味。要知道，他曾被看作红军中最有才干的将领，魏玛德国甚至有人称他为“红色拿破仑”。1935年发布授予苏联元帅军衔的命令并不是按姓名字母顺序排列的，他列第二位，在伏罗希洛夫之后、布琼尼之前。获授苏联元帅时年仅42岁，而伏罗希洛夫是54岁，布琼尼和叶戈罗夫都是52岁，布柳赫尔也已46岁。

苏俄（1922年12月30日以后则为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1918年4月8日至1925年1月26日是托洛茨基，他下台后第二任是米哈伊尔·伏龙芝（1885—1925）。但伏龙芝任职未及10个月，1925年10月31日就因胃溃疡手术引发心脏病不幸逝世，于是由深得斯大林信任的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1881—1969）继任。伏罗希洛夫在中国的名气很大，但苏联著名作家康斯坦丁·西蒙诺夫（1915—1979）在《我这代人的见证——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一书中却告诉读者，当他接任时大家都觉得有点奇怪并表示不满，认为那个职务应该由一个比他更有威望、更懂军事的人担任。书中还记载了朱可夫接受西蒙诺夫采访时对伏罗希洛夫的评价：

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对他担任的职务是不大内行的，他一直到最后在军事问题上也只是略识门径，从未有过深刻认真的了解。但是他担任了高级职位，有了名气，自认为是一个精通军事问题的真正军人。而实际上人民委员部的相当大部分工作当时是由真正的军事专家图哈切夫斯基承担的。

朱可夫称图哈切夫斯基是“真正的军事专家”，并非没有理由。图哈切夫斯基出生在一个俄罗斯贵族家庭，1914年毕业于沙俄亚历山大军事学校。那是1831年在莫斯科建立的一所军事学校，红军第二任总司令谢尔盖·加米涅夫也是其校友。“一战”初期，图哈切夫斯基是沙俄军队的一名少尉，1915年被德军俘虏。四次越狱都被抓回，但又第五次越狱并且获得成功，1917年10月回到俄罗斯。在德国战俘营里，他认识了同为战俘，也曾多次越狱均未成功，“一战”结束才得以重获自由，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戴高乐。尽管出身贵族，图哈切夫斯基却在十月革命后（1918年4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并由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诺夫推荐给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当即把指挥红军第5集团军的重任交给年仅25岁的他。

图哈切夫斯基受到重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红军建立之初扩充很快，急需大批军事指挥人才，像他那样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或者虽未加入但赞成布尔什维克主张的原沙俄军官大多得到重用。就连一些尽管不赞成，但也没有公开表示反对的军官也被当作“军事专家”聘用，不过有时会采取扣押他们家属做人质的办法。1920年8月，红军有约48,000名原沙俄军官、10,300名原沙俄军队管理人员和21万名原沙俄军队的士官。1922年内战结束时，红军83%的军、师两级指挥员都是原沙俄军官。

1925年伏龙芝接替托洛茨基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以后，对红军进行整顿、改造，目的是建立一支正规化军队，而图哈切夫斯基就是他的得力助手，1925年11月至1928年5月担任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兼总参谋长。后来朱可夫在接受西蒙诺夫采访时说，图哈切夫斯基在战略问题上博学多才，具有深思熟虑、冷静、善于分析的头脑，不但主张把红军建设成一支正规化军队，而且看到科学技术进步和工业发展对军事的影响，主张发展空军和装甲兵，组建独立的坦克部队，而不是把坦克仅仅当作辅助步兵、骑兵进攻的武器。别忘记，坦克曾经有步兵坦克、骑兵坦克（也叫快速坦克）之分，这对传统的偏重骑兵的做法是一个重大挑战。然而，这被斯大林（还有伏罗希洛夫、布琼尼等人）拒绝，并且将他调离，改任列宁格勒军区司令员。1931年才重新任命他为副陆海军人民委员（后改称副国防人民委员），1936年任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在1936—1939年西班牙内战期间，苏联是支持西班牙民主阵营的主力，派出空军参战，T-26（9.6吨轻型步兵坦克）、T-27（2.7吨“小坦克”，tankette）和T-28（28吨中型坦克），也都在西班牙战场“亮相”。和支持弗朗哥的纳粹德国一样，苏联也把西班牙战场当作了发展空军和装甲兵的武器试验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