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西线无战事”：欧洲第二战场始末（第4/10页）

实际上，英囯政府是在以自己的消极等待政策来帮助希特勒匪徒。希特勒正好希望各个击破对手——今天是俄国人，明天是英国人。

这时，战场形势对苏联来说已经空前严峻。在北面，从8月8日起，列宁格勒便被德军包围。在南面，也在8月8日这一天，乌克兰中部乌曼战役结束，德军南集群开始进攻基辅。在中路，斯摩棱斯克战役已经进入尾声，德军兵力最强的中央集群已经在做进攻莫斯科的准备。9月3日，斯大林再次致信丘吉尔，提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问题，指出由于德国人深信“西方现在没有第二战场，将来也不会有，所以毫无顾忌地又调了36个精锐师和大量坦克、飞机到东线来”，苏联正面临致命的危险。他要求英国“本年内在巴尔干地区或法国的某一地区开辟第二战场，以使德国从东线调走30至40个师”，还希望英国加紧军事物资的援助。

由于情况紧急，那封信在交给英国驻苏大使的同时，还由苏联驻英大使在伦敦直接交给了英国政府。克里普斯大使收到信后表示，他认为这封信极其重要，他将马上转交英国政府。还说自己会像过去一样，“建议组织对德作战的第二战场”，并且告诉苏联人，他决定立即返回英国，以便“用个人的影响来保证实现信中提到的措施”。他当天就给英国政府发了电报陈述他的看法，他认为形势严峻，斯大林信件所言并非夸张。他指出：

如果我们现在，在最后关头不做出超乎寻常的努力，我们将长期地，也可能是永远地从俄国战场失去一切好处。

丘吉尔这样回答他的大使：

当您说到一种“超乎寻常的努力”时，我想您的意思是指一种超越空间、时间和地理条件的努力。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种禀赋。

对在伦敦交给他信件的苏联大使，丘吉尔仍然坚持说进攻法国是不可能的，并且表示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也不现实：

英国还没有足够的兵力、飞机和坦克来开辟这样的战场。……在冬季到来之前，我们不可能向你们提供任何重大的援助——不论是通过开辟第二战场，还是提供你们所需要的各类武器。目前我们能提供的只是沧海一粟。

他同时给斯大林发了回信（斯大林9月6日收到）：

虽然我们不应当不去做出应有的努力，但实际上英国在西欧除了采取空中行动外，没有可能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去迫使德国在冬季到来之前把军队从东线调往西欧。没有土耳其的协助，就没有在巴尔干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英国军队是否强大得足以在1942年侵入欧洲大陆，必须取决于一些不可预见的事件。

那封信还说，英国政府希望在1941年年底以前把自己在北非的军队扩充到75万人，到1942年夏季增加到100万人。

对这封信，9月13日斯大林回答道：

您在回信中再次强调目前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作为回答，我只能说，没有第二战场，只会有利于我们共同的敌人。

然而，不应该忽视的是，就在丘吉尔战时内阁主要成员中，也有人并不那样认为，最先提出开辟第二战场的比弗布鲁克爵士便说：

俄国人的抵抗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种抵抗使德国军队调离了西欧，并暂时阻止了轴心国在其他战场可能发动的进攻。它在所有被占领国家中造成了近乎革命的形势，并为英国军队开放了两千英里长的海岸线。

“二战”期间丘吉尔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多次会晤，比弗布鲁克都是主要陪同人员。而英国驻苏大使，无疑是当时英国最重要的驻外使节。当然英国驻美大使也很重要，但1941年12月丘吉尔访美，留下刚于11月18日晋升元帅的迪尔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同时也是英国三军的代表，相当一部分驻美大使的任务就改由他承担了。比弗布鲁克和克里普斯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对开辟欧洲第二战场所表达的态度，恐怕没有理由不相信是真诚的。然而，非常遗憾，那对丘吉尔也同样不起作用。附带说说，此后迪尔元帅一直留在华盛顿，直到1944年11月4日在那里病逝。

9月10日斯摩棱斯克战役结束，9月19日基辅战役结束，纳粹德国开始做进攻莫斯科的准备。此役选择“台风行动”（Unternehmen Taifun）为代号，企图像“台风”那样一举摧垮苏联的抵抗。为此调集的军队和武器装备数量之庞大，大概是战争史上仅有的，到10月1日，兵力超过190万人，而苏军只有125万人。然而，就在这样危急的关头，英国仍然拒绝开辟第二战场，给它所称的盟友苏联以真正的援助。显然，丘吉尔已经确信，即使莫斯科失陷，苏联的抵抗也不会停止。不过，由于苏联军民的顽强抵抗，希特勒没能像当年的拿破仑那样进入莫斯科。1942年1月德军被迫后撤，2月11日，丘吉尔不失时机地给斯大林写信表示祝贺：

贵国军队在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中屡建奇功，我们大家的钦佩之情绝非言词可以形容。但我不禁要对俄国为共同事业所做的一切，再次向您表示感谢和祝贺。

丘吉尔的做法，不但在国际上广受批评，就在英国国内，人们也普遍感到不满。1942年2月刚被召回伦敦的克里普斯便发表一个著名的广播演说，呼吁给苏联以真正的军事援助。公众对那次演说反应极为强烈，这让他迅即成为英国国内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2月19日被任命为内阁掌玺大臣（Lord Privy Seal），兼任下院领袖，尽管这时他并无政党背景——他原来是工党党员，但因主张在反对绥靖政策的斗争中与共产党及部分自由党人、保守党人合作，1939年初被工党开除。下院领袖是内阁中负责下院事务的阁员，经常由首相本人兼任，克里普斯的前任便是丘吉尔自己。克里普斯声望是如此之高，以致3月初美联社从伦敦发回的报道预测他有可能取代丘吉尔成为首相。

丘吉尔对此玩弄了一点小伎俩，派他到印度去与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真纳（Muhammad Ali Jinnah，1876—1948）谈判有关事宜。后来印度独立，印巴分治，真纳被视为巴基斯坦“国父”。那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任务，丘吉尔此举的目的不言自明。回到英国以后，克里普斯不再担任下院领袖并且退出战时内阁，改任飞机生产大臣，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克里普斯的演说在政界得到许多人响应。下院2月25日会议上就有议员发言说：

我们处于战争状态已经两年半了，此前还备战了一年。备战和作战已经过去了三年半，我们做了些什么呢？……当斯大林要求开辟第二战场时，我们早就应当开辟第二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