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的实验（第4/5页）

很明显，劳工政策中的某些条例是专为提高产量制定的。除此之外，政府还采取了其他一些具体措施刺激工业生产，它们包括：（1）政府向公私企业贷款；（2）广泛采取税收优惠；（3）向企业提供原材料并帮助销售。由于这些措施，边区整体工业促进计划有了一个牢固的基础。1946年8月，边区政府开始推行它们。无论是公有、私有，或是公私合营，所有生产棉纱、毛纱、平板玻璃、钢铁、农具、机械设备、工业原料，或发电的企业，都能享受最优惠待遇。这些优待包括：（1）根据投资金额，免除企业2年到5年内所有商业税和收入所得税；（2）边区银行将向流动资金短缺的企业提供贷款；（3）帮助企业解决原材料和制成品运输上的困难；（4）成立了边区贸易公司、合作社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帮助企业采购原材料，销售制成品；（5）对于人力不可抗拒原因造成的损失，政府将进行救济，给予补偿。

政府规定，还有一类企业，在1—4年内，可以免交商业税和收入所得税，并享受上述所有优惠，但在发生灾祸时，政府对它们不负有赈济责任。这些企业包括棉纺厂、毛纺厂、面粉厂、印刷厂、日用品厂。

最后是第三类企业，同样可以在1—4年内免交商业税和收入所得税。不仅如此，在经营困难时，政府还会供给原材料，帮它们销售产品。这一类企业包括化妆品、玩具以及其他非必需品的生产商。酒和香烟是为数不多的不享受免税的行业。[37]

有关张家口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比例的资料不多。进入城市后，政府接管的企业似乎涵盖了各个行业，不仅包括公用事业、交通、重工业、矿业，还包括许多轻工业。资料来源没有说明，这是否表示，政府有意超越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扩大张家口的国营经济，或者这只是接收敌人资产的必然结果。但十分明显，边区政府急需外部资金。1946年3月，边区政府宣布，将23个工矿企业的所有权转移到私人手上。这些企业大部分位于张家口和宣化，包括香烟、火柴、纸张、纺织品、皮革制品、酒以及机械设备生产商。这23家企业原本由新华工业公司经营。在3个月内，新华工业公司将自己拥有的全部股份卖给了商人和企业家，无论他们是来自国统区还是解放区。[38]

据估计，到这一年年底，市政府已经发放了大约相当于2亿元法币（CNC）的低息贷款给民营企业。[39]此外，当地的6家私人银行也恢复了营业，每家都有大约1亿元法币的资金。到1946年夏天，这些银行共吸收存款436590594元，并向工商企业发放了207676000元低息贷款。[40]

根据许多来访者的描述，张家口的经济十分繁荣，造成这一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产党恢复了被日本人破坏的旧的贸易模式。接管张家口后不久，共产党就取消了边区内所有的贸易限制以及从边区出口食品的禁令。在传统上，张家口一直是这一地区一个主要的货物贸易中心，交易的货物主要有皮毛、粮食以及察哈尔北部和南部的牲畜。到1946年秋天，张家口皮毛经销商已经从50人增加到大约150人。在日本人占领期间，许多经销商被迫破产，现在在政府的贷款帮助下，他们终于能恢复生意了。此外，大约有30家专办内蒙古货物的运输公司也恢复了运营。张家口市政府还积极协助其他新运输公司购买骆驼和卡车。

1946年春天，张家口重开了食品市场。在这里，察哈尔北部的粮食可以与河北中部的布料进行交易。据报道，国民党控制下的北平和天津的商人也赶到这儿购买粮食。[41]在整个边区，乡县集市、庙会、普通市场都重新开放了，这不仅使得张家口和解放区内其他地区的商品流通了起来，就连解放区和国统区之间，也是如此。往来于各处市场的行路商人，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像纽带一样，将两边市场连接起来，尽管中央政府发布了严格的贸易禁令。[42]

通货膨胀

由于缺乏资料，评估共产党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时的表现，是件不容易的事。当地官员声称，虽然政府许诺，但并没有增印钞票，而是通过借贷渡过难关。即便如此，由于边区无法完全打破国民党政府的经济封锁，对张家口而言，完全不受国民党城市日益严重的通胀的影响，是极为困难的。除了这些外部压力，共产党最初制定的工资政策，对他们也是不利的。因此，实际的情况是，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的，在共产党进驻张家口的头6个月里，作为边币基础的小米的价格上涨了一倍多。

尽管如此，共产党采取了许多针对性措施，以减轻通胀造成的压力以及张家口市民由此遭受的损失。在第一轮工资增长之后，政府似乎试图将工资维持在一个稳定的水平上。在张家口，边区贸易公司和政府食品公司对一些基本商品的价格进行了控制。此外，成立了大约100个生产者和消费者合作社，工人和其他人可以向这些合作社寻求帮助，减轻通货膨胀带来的伤害。在国民党控制的城市，猖獗的投机活动使通胀更加恶化，合作社有效地遏止了这种行为。[43]恢复工业、贸易和运输的做法同样有助于抑制通胀的发生。

因此，在张家口，共产党虽然无法彻底消除通胀，但似乎能将它控制在可管控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共产党的基本经济政策或许比其他任何因素起的作用都更大。这一政策既立足于农村的非货币经济，也源自于共产党相对保守、强调节俭和自给自足的经济理论。

社会改革

在解决城市社会问题方面，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共产党对妓女、吸毒成瘾者、小偷以及其他“封建残余”的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共产党将强迫和说服的手段结合起来。事实上，这种方式与早期延安使用的对付不愿劳动的农村落后分子的方法几乎是相同的。[44]改造的目的是，使改造对象自己认识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整个社会，都是有益的。

一开头，政府并没有直接禁止卖淫，而是发起了一次宣传运动。政府宣布，所有的妓女，只要她们愿意，都可以自由离开妓院。然而，许多妓女并不“珍惜”这一机会。只是在“长达数月耐心的工作”之后，政府才纠正了她们“长期扭曲的错误思想”。城市的妓女每周都要接受卫生检查，“耐心的工作”就是在检查期间进行的。所有卫生院都会专门设立一个谈天室，共产党会派出女干部，在谈天室和接受检查的妓女谈话，谈话可能单独进行，也可能召集成小组进行。干部会告诉她们，市政府会尽量协助她们返家，并帮她们寻找新的工作。与此同时，由于政府施加的社会压力，顾客们不敢上门，妓院的生意日益艰难。日本投降时，张家口有妓女562人，到1946年秋天，当中的463人要么回了家，要么嫁了人，要么从事了其他职业。[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