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表现（第4/5页）

一位观察家声称他在原则上赞成这种清算运动，但他对实施过程中的一些方式提出了批评。他指出，问题在于中国社会缺乏组织。农民对“复仇有一种特有的偏爱”，一旦这样的运动开始，它很容易变得无法控制。因此，尽管共产党派来的工作小组会对阶级斗争运动进行具体指导，仍有很多人遭受了不公正的对待，并发生了许多“令人遗憾”的事件。[27]

1946年5月4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一条关键的土地改革指令（其具体内容将在下一章节分析），这显示共产党知道从解放区逃往国民党城市的数量众多的逃亡者使城市居民对自己产生了不好的印象。但共产党也知道中央政府忽视了这些逃亡者。共产党试图利用政府的失误减轻人们对自己的批评。共产党为此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欢迎所有逃亡者回到解放区。

上海的一个左翼杂志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对逃亡者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这篇文章承认，由于数千人逃离了苏北解放区，许多人认为这是个类似于“地狱”的地方。文章接下来将根据这些逃亡者逃亡的原因将他们分为六个不同的类型。一些人逃跑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被强征入新四军。一些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青年逃跑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传言。这两类人明显是被国民党的谣言和反共宣传欺骗了。第三类逃亡者是普通的地主，他们拒绝接受共产党减租减息的政策。第四类人是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劣绅和恶霸。第五类人是曾经和日本人合作的汉奸和傀儡。最后一类逃亡者逃跑是因为一些经验不足的当地干部错误地执行了党的政策。正是他们让人们对新四军和解放区的民主政府产生了错误印象。

这篇文章强调，共产党欢迎第一、第二、第六类逃亡者回到解放区。即使是地主，如果他们同意减租减息政策，也是受欢迎的。只有汉奸和坏分子——文章警告道——一旦回到解放区将被立即逮捕并接受惩罚。[28]

到1946年夏季和秋季，逃亡到上海的几千名中小地主由于通货膨胀和国民党其他糟糕的经济政策而变得身无分文，他们的确返回了苏北解放区。地方政府向他们发放了救济，并为他们提供了房屋和基本生活资料。一些人在自己的村子里获得了和其他村民同样多的土地。一些回来的地主甚至被允许保留原有的土地，只要他们同意减租减息政策。这一年的早些时候，从北平派出的《大公报》记者曾在华北报道过类似的故事，当地政府也用同样的方式劝说逃亡者回到解放区，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解放区政府向逃跑的地主保证，如果他们遵守减租政策，他们的利益将得到保护。[29]

共产党的这些努力（这些努力在1948年发展为一场反“左”倾运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执行政策的方式存有的疑虑，但并没有证据显示这种疑虑完全消失了。相反，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之所以会这样矛盾，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他们对共产党统治下的政治生活是持保留态度的。但在讨论这一话题之前，让自由知识分子感到矛盾的还有另一件事。

民族主义议题

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的，自由主义者有时也会主张在中国实行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但有人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对他们提出了批评。许多作家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即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可能会最终沦为苏联的附庸。另一些人没有这种担心，但他们对这一批评仍然十分敏感，常常尽力向人们解释这种担心不会成为现实。

当然，中国共产党也因为同样的理由受到批评。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成为中央政府反共宣传的一个主要特点。反共宣传中的一项主要内容是1945—1946年期间苏联军队对东北的占领、他们在当地的劣行以及他们与共产党的关系。

根据1945年2月11日的《雅尔塔协定》[30]，苏联在1945年8月9日对日本宣战。当日本在8月14日投降时，苏联军队已经进入了中国东北。同一天，苏联和中国政府宣布两国之间达成了友好同盟条约。据称，斯大林在谈判时向国民党政府代表宋子文保证，苏联军队会在日本投降后的三个月内撤出东北。

正如我们之前提到过的，由于苏联人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农村处于无人控制的状态，中国共产党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它最大程度地利用了1945年8月中旬到11月中旬这段时期。在此期间，在苏联占领军的默许——即使不是积极配合——下，共产党的军队进入了东北。当然，苏联军队实际上不可能阻止共产党对东北的渗透——即使他们有这样的意愿——而且他们很明显没有这样做。不仅如此，苏联人在许多地方采取了拖延战术，极大地延缓了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国民党向东北运输部队的进程。

如果苏联人按约定于1945年11月撤离，这意味着他们占领的地区会立刻被共产党接管。因此，国民党政府同苏联进行了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苏联人同意延长驻军时间，并允许美国帮助国民政府把军队运送到东北的各大城市。苏联撤军的新日期被设立为1946年1月3日。到1月3日，在中国政府的同意下，撤军期限第三次被推迟。直到1946年5月，苏联军队还没有完全从东北撤走。[31]

正当东北的“危机”日益恶化之时，国民党政府，或至少是政府中的一部分人，发起了一场反对所谓的苏联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的宣传活动。苏联人受到的另一项指控是，他们将东北所有工矿企业的物资、设备、机器拆下后运回国内。这原本是从战败国那里获得战争赔偿的一种可以接受的方法，但问题在于，原日占区的所有物资设备的所有权应为中国政府所有。到1946年2月，随着《雅尔塔协定》全文的公布，以及国民政府派往东北接收抚顺煤矿的特使张莘夫被杀，民众对苏联人的不满达到了顶点。这名特使和他的随员是在苏联军队驻扎的地区被人强行拖下火车，然后被害的。[32]

对苏联不满的并不仅仅是国民党和政府官员。公众尤其对《雅尔塔协定》的条款感到震惊，这些条款赋予了苏联许多特权，而这些特权正是“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联政府严厉谴责过的。除了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重庆）、左翼的《文汇报》（上海）和苏联支持的《时代日报》（上海），全国所有媒体都对美国和英国如此容易地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而牺牲中国的领土完整，表达了强烈的愤慨。

在重庆，14所大学和中学的学生举行了罢课，要求政府维护中国的主权。2月18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的教授共同起草了一封致美国和英国的抗议信。2月19日，南京中央临时学院的3000名学生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敦促苏联军队撤出东北，并对《雅尔塔协定》表示反对。在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的所有学生团体都决定罢课来表示抗议。[33]2月22日，上海学生总会召开了一次会议，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和其他学校的超过200名学生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新的“上海学生保卫主权联合会”。[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