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表现（第3/5页）

这名记者总结道，如果共产党真想控制农村，土改运动无疑是使其在农村扎根并壮大力量的极为有效的手段，国民党在这方面却几乎毫无作为。[21]

尽管如此，自由知识分子内部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承认共产党在农村的支配力量。例如，不断有知识分子呼吁政府找到一种能够解决农村问题、适合自己的方法。但政府甚至根本没有花费力气去寻找这种方法，这让他们感到绝望和痛苦。1948年2月，一名作家写道：“一定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他同时也承认，政府至今仍未提出一个解决农村问题的具体方案，而且，即便政府有这样一个方案，也没有力量在农村实施它。[22]

一些人批评共产党的土地划分和再分配政策从经济角度而言是有缺陷的。吴世昌认为，每个农民仅能分到两三亩土地，这还不够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他认为，只有实现农业的工业化、机械化和集体化，农业产量和农民的生活水平才能得到提高。[23]

尽管如此，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共产党在农村实施了怎样的政策，而是他们的执行政策的手段。最让自由知识分子感到困扰的不是阶级斗争运动和土改大纲本身，而是这些政策执行的方式。《大公报》的一篇社论表达这一观点，这篇文章指出，现在全国人民都热切期盼两件事：第一，他们希望共产党信守在抗日战争期间做出的，不进行暴力的土地改革的承诺；第二，他们希望政府落实三民主义中民生主义的原则，即限制私人资本和平等分配土地。[24]大量有关批斗大会、清算、殴打和处刑的骇人听闻的报道出现了，而且这些报道的范围是如此广泛，以至于它们无法被解释为是过分狂热或思想错误的当地干部的个别行为。很显然，暴力是共产党农村改革代价的一部分，这让许多人对共产党产生了畏惧心理。

但也有少数人既没有忽略这种代价，也没为此感到过于不安，我们在前文中提到的访问过河西的那名公务员就是其中之一。“至于斗争方法和处刑事件，”他写道，“不能说它们是完全正确的。但经过重新考虑后，我觉得它们是无法避免的。”在中国的社会组织中，地方官员和乡绅一直以来控制了农村的所有事务，农民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从来没有人保护他们的利益。该公务员自己在解放区并没有亲眼看到处死任何人，但当地报纸在他逗留期间报告过此类事件。一名官员告诉他，那些曾经虐待和伤害过人民的地主有时会被处死。

因此，一个城市知识分子可能将这种暴力视作社会正义的一种表现形式。然而，对此更为普遍的反应是反对和恐惧。山西南部的一名《观察》的读者对共产党行为的反应更具有代表性，虽然他的看法比大多数人极端。这名读者给报社写了一封信，简要地描述了当地发生的暴行——许多地主被农民拷打和处死。他在信的结尾写道：“……先生，我要哭了，我不会描述那样生动。这篇消息请你也登载一下。我知道贵刊不是国，也不是右，为晋南人诉诉苦，我也不是国，也不是右，我这样晕头昏脑的听到见到，站在人的立场上，我要叫唤！”[25]

几个月后，《观察》发表了专题报道，更详细地描述了这封信里提到的事件。作者解释，1947年3月，胡宗南将军犯了一个战略错误，他让驻扎在晋南的部队攻击延安，实际上是用山西南部30个富饶的县换来了陕西的45个贫困县。作者描述了共产党怎样在刚占领的山西南部地区迅速建立起新的秩序；不久之后士兵怎样迅速地撤离；共产党怎样将粮食分发到人民手中，让乞丐消失：与阎锡山统治下的情况相比，人们的生活是怎样变得更和平和安宁的。由于大部分教师逃走了，孩子们不得不从学校出来，他们被安排从事田间劳动或其他形式的工作。

士兵撤离之后，很快成立起县、区、村级别的人民政府。干部们分散到各地进行人口调查，同时每个村子都会进驻3—5名政工人员。这些政工人员找出村里最穷的农民，弄清他们的姓名、职业、财产状况、家庭背景，以及所有村民的相关情况。下一步是建立农民协会，协会的骨干成员通常是村里的无产者。然后村里所有的家庭被正式划分为富农、中农和贫农三种成分，每个成分又被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最后开展阶级斗争运动，农民协会将在农民干部的指导下在这一运动中发挥主导作用。

农民协会有时会一天召开几次会议，但通常农会在晚上开会。会议讨论的问题是不能公开的，会员们一般拒绝透露这些问题的性质。但根据村里的流言，干部们谈论富农是如何凶残、他们怎样残酷地剥削穷人，以及共产党来到这里的目的就是将农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并帮助他们推翻自己的剥削者。贫农也会在会议上发言，报告谁是村里的有钱人、他们在过去的劣迹，诸如此类。最后，这些“富有的人”会在全村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接受审判，接下来将发生最残酷的暴力行为。

富农通常是第一批遭受攻击的目标。他们的财产和房屋都会被没收，随后被分给穷人。但有时候人们被错误地划分成富农。据说一些家庭由此而陷入了赤贫。这位作者写道，他的村子里几乎没有富农，但30多户家庭的财产被没收了。在另一个只有100户人家的村子，被没收财产的家庭达到了40户。农会的青年成员和妇女纠察队在村口站岗，只有持有农会颁发的通行证的人员才能进出，因此许多所谓的富农甚至无法离开。而且，在许多地方，没收的土地、粮食和其他财产许多个月后仍然闲置着，没有再分配给农民。

农民协会会挑选出那些被指控曾经有过严重的虐待和剥削行为的富人，作为批斗的对象。这些人会被带到村民大会上接受批斗，常常会遭受身体上的攻击。一般的惩罚包括投掷石块、棒打、拳击、戳刺，被批斗者有时会因为伤势严重而死亡。然而，比起这些具体的暴力行为，人们肆意使用暴力的态度似乎更让作者感到困扰。甚至村里的行政官员都无法干涉村农会发起的阶级斗争运动。他写道：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似乎没有法治，没有律师，没有法庭，总之，个人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农会的干部，而不是当地政府，掌握着决定人们生死的权力。[26]

苏北地区的报道也同样令人不安。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上海—南京的知识分子可以直接从该地区逃出的数千名逃亡者那里了解当地发生的情况。如果人们多次讲述的有关苏北地区的情况是可信的话，许多自由主义者对共产党产生疑虑也不足为奇了。日本投降后不久，苏北的一些地方就开展了阶级斗争运动。曾和日本人合作过的人将在所有村民面前接受公开的惩罚。共产党还鼓励农民向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绅进行“清算”，这些地主的劣迹包括：侵占农民的土地，收取过高的地租，剥削佃农和雇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