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在华美军暴行运动[17]（第4/8页）

李宗仁将军决定对5月20日的游行采取不干涉政策。所有当天在街头的士兵和警察均不持有武装。他们遵从命令靠后站立，听任学生领袖指挥几千名学生游行，但是不明身份的便衣袭击了学生，在某路段从建筑的顶端向他们投掷石块。在其他地方，一名学生被严重打伤，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几位学生被报“失踪”。

然而，李宗仁将军继续对学生采取宽容的态度。5月21日，一支代表团拜访了他的办公室，主要要求惩办最近暴力行为的责任人。根据报社的记载，李宗仁将军对学生的所有要求，包括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都予以同意。许多学生相信李宗仁是有诚信的，但是看起来李宗仁对其名下所管辖的警察和军事机构没有完全的控制力。[30]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虽然有之前的担保，暴力事件依旧继续发生，局势恶化。最后在5月27日，北平行辕宣称《临时办法》从今起将在北平全面实行，计划在6月2日举行的总罢课将被相应处理。

在学术界，当政府的立场强硬起来后，对学生的支持开始增长。5月28日，一份由585名平津地区大学和学院教授和员工签字的、正式支持学生抗议运动的声明公开发表。声明还要求立即结束内战，建立联合政府。但是学生和教授同意不再举行公开示威，因为在街头，学生的安全得不到保证。6月2日，在北大校园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校长胡适称赞学生的适可而止，并表达了不相信他们像中央政府指控的那样，是被共产党操纵的。然而在校园之外，铁丝网被拉起，站立的士兵手上持有刺刀步枪。

同时，在执法当局处于大总统眼皮底下的南京，不存在《临时办法》的宽容执行问题。那里的学生拒绝在《临时办法》宣布后取消游行。他们继续制订计划，准备发动来自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协会的国立学校请愿团上街游行，以解决教育上的危机。他们的要求与原先中央大学教授在4月提出的要求大体相似。

当游行队伍准备在5月20日早晨出发的时候，他们发现道路被士兵和警察封锁。只有三所大学的学生能够走出校园，他们按原计划开始了游行。当他们沿着主要游行路线在珠江路尽头转弯时，他们又发现400名警察封锁了路口。游行领袖要求获准继续通行。被拒绝后，他们决定“为了保障人民请愿和游行的正当权利”突破警察的防线。警察奉命驱散人群，他们拿出警棍、皮带和消防水龙头来对付学生。50人受伤，数人被捕。但是，在混乱中还是有很多人冲破了封锁带。大约中午时分，他们到达了国府路，机枪手和骑警已经聚集在那里。学生最终在这里停下来，站立着与士兵和警察对峙了六个小时，其中有段时间在大风雨中度过。学生领袖暂时放弃了他们原先的要求，提出关于刚才发生事件的新要求。作为疏散的条件，学生要求释放刚才被捕的全部学生，警备司令部负责伤者的医疗费用，骑警撤离。这些要求最后被接受，学生回到校园宣告胜利。

学潮再次横扫了全国的大学、学院和中学。但是这次，《临时办法》使得学潮与同样兴师动众的警察活动两相碰撞，从而激化了抗议水平。罢课、游行和宣传队伍口径一致：抗议内战、压迫和警察的暴行。

5月23日和27日。南京。正式请愿被呈至政府，要求更多的教育经费，废除《临时办法》，解禁三家由于反政府立场于5月24日被停办的报纸。5月22日，湖南大学的学生举行了反内战游行。两天之后，浙江大学学生游行抗议南京事件，广东国立中山大学发动了三天的罢课，整个昆明市的学生开始了五天的罢课。在上海，37所学校组成了“五二〇惨案”的后援委员会，发动了罢课。超过70所学校响应了号召。除了释放在南京被捕的学生，政府对学生的主要要求置之不理。同时，学生们将6月2日定为反内战日，并为又一系列的全国示威拟订方案。当局方面则着手阻止他们。

在5月20日之后的两个星期，报纸充斥着包括殴打、擅自逮捕和劫持学生的事件报道，施暴者为包括警察、青年军、卫戍部队和便衣的各执法机构。几个城市，包括沈阳、天津、开封、福州和重庆，宣布戒严令。除了三所上海被禁的报纸，天津临时实行新闻审查。[31]学生领袖，特别是学生自治联合会干部成了政府反击的主要对象，很多被便衣劫持后失踪。学生领袖、积极分子和疑似“共党分子”都上了黑名单。这些学生，不是在校园外被抓，就是在对学校宿舍的夜袭中被搜捕。士兵和警察包围和封锁了有问题的学校后，安插在学校中的学生告密者和特务引领突击队搜遍房间和床铺。

这类事件中最声名狼藉的一宗发生在武汉大学，在那里学生反抗者并不特别活跃。6月1日早晨，几名学生和至少五位教授被叫醒，带往等候在外的警车。整个校园在这个过程中清醒过来，一大批学生包围了一辆警车，阻止它的离去。警察数次开火，原意在人群的头顶对空鸣枪，火力却击中了寝室。三名学生中弹身亡——有两名站在寝室的台阶上，还有一名从窗口向外张望。还有五位受重伤。对死伤者的检查表明他们的伤口系达姆弹所致，而达姆弹在国际法律中是被禁止使用的。该事件激起的怒火促使蒋介石发出谴责声明。他宣称在这起事故中，遇难学生不是共产党分子。武汉卫戍司令部警探队的头目最终被认定其对下属管束不力负有责任。他被从岗位上撤职，不久后他的尸体在长江被发现，据说是自杀。

在重庆发生了一起相似的事件，也是发生在6月1日早些时候，近200名学生、记者和报纸编辑被作为疑似共产党员遭到逮捕。在此过程中，2名学生被枪杀。在福州，30多名学生在5月31日晚被逮捕。同样，在中山大学，数名教授和学生被拘留。在上海，上海法科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和交通大学的宿舍受到袭击。在大同大学校园，便衣警察打断了会议，对学生团体干部多人进行殴打后逮捕了他们。

另外，宣传队的成员被逮捕，其中包括一些来自中学的学生。宣传队事实上是主动招致逮捕，因为他们经常在校园外举行活动，因而等于是故意违反《临时办法》。有一次，当交大学生收到消息他们的一支宣传队被逮捕时，他们往同一地点又派遣了另一支队伍，继续第一支队伍的工作。学生推断这将提供又一个机会“让更多的乡亲亲眼见到统治者的残暴”。就像预想的那样，警察同样逮捕了第二支队伍。成员们不畏强暴，在警察局内依旧斗争到底。[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