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在华美军暴行运动[17]（第2/8页）

在燕京大学，作为一所美国资助的机构，它的声援迟迟才来到。但是29日学生自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同意支持北大学生的主要要求。一些清华的学生参加了燕京大学这次的会议，经过大量劝说，会议决定燕京大学也加入第二天的联合抗议。12月30日，来自8所高校的5000名学生举行游行。[21]他们行进在城市的几条街道上，但是抗议活动基本局限于高喊反美口号。虽然美国海军兵营的墙头架上了机关枪，游行直到结束，没有发生什么紧急事件。

运动的扩大

与“一二·一”运动不同，抗美示威不局限于一个城市。1月1日和3日，在天津，几千学生游行，向市政府递上请愿书。在上海，1月1日举行了大型抗议示威。上海市长吴国桢召见国立交通大学校长到市长办公室“谈一谈”。校长并不接受规劝，重申了他对学生反美示威的支持。早些时候，他还宣布他个人将参加1月1日的游行。作为一名校长，此举在以往还没有先例。

上海法科大学校长同样支持学生，称他们的抗议代表了所有中国公众的意见。浙江大学的学生不但抗议美国军队的行径，而且要求结束内战——表示如果不是内战，美国人将没有理由留在中国。在南京，高校学生举行了三天的罢课。美国大使接见了一个学生代表团，表示了他们对该事件的遗憾。到1月底，与事件始发地远隔千里的广东、昆明和台北等二十多个城市的学生组织了示威游行、集会和罢课。

同样，与“一二·一”运动不同，当局总体上不使用暴力来镇压学生运动。也许官方如此克制的一个原因是抗议的反美主题博得了广泛同情。上海11家市民团体，包括商业和妇女联合会，在12月30日发表了共同的声明，要求美军撤出中国。中国妇女联谊会南京分会发电报给北大，表示对学生抗议运动的支持。

在重庆，商会在一次会议上表达了对事件的愤怒，要求工商界声援学生要求美国士兵彻底撤出中国的要求。假如此要求可以实现，会议推断，内战将加快结束——美国的介入只能延长内战。另外，这将减少三分之一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商品数量。到1月17日，其中一位海军陆战队员受军事法庭审判的那天，甚至官方和国民党报纸也谨慎小心地要求惩处被告。

公众抗议在几个星期之后平息下来，但是全国范围内的学生还在继续组织联络。12月31日，上海17所学校组成上海学生抗议美军暴行联合会。相似的全市范围内的联合会也在北平和天津出现，1月28日，这些联合会合并成一个总会。总会的要求明显比最初北大学生会议在12月27日采用的要求涉及更广泛，包括：中央政府采取独立外交政策，立刻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平津、南京和杭州的抗议联合会代表在2月赴上海计划组成全国组织。该组织于3月8日在上海成立。

结果

反美运动的最初目标实现得很有限。中美联合法庭审判的设想落了空。其中一位海军陆战队员，下士威廉·皮尔森被军事法庭审判，被裁定有罪，判处十年监禁。然而五个月之后，该案件被美国海军当局在华盛顿复审，他推翻了原先的定罪，理由是对于强暴的指控难以证实。复审还指出当初做出判决时，全中国学生要求定罪的示威制造出一种氛围，使得被告不可能受到公允的判决。

至于更广泛的目标——责令所有美国军队从中国撤出以及停止内战，就像“一二·一”运动提出的富有雄心抱负的目标一样，超出了学生能力范围。1947年1月29日，美国宣布决定放弃它作为政府和共产党之间调停者的角色，涉及调停的美国人员将尽早撤离。但是在1946年12月18日，美国已经在国内宣布了继续在中国减少驻军的计划。[22]因此在马歇尔使团正式中止的过程中，学生在加快其终结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还存有疑问。然而还有下列美国军事机构依旧留在中国：青岛海军的分遣队和同样在青岛的美国海军训练团以及南京的军事顾问团。[23]

但是从更广义重要性的角度看，这次运动的确提供了一个机会公开的、在全国范围内表达反美和反政府的情绪。这些情绪已经在风行的论调下酝酿了几个月。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重大的事件，围绕其进行的学生抗议在短短几天之内成为表达普遍不满的载体。在此过程中，反美示威动员了足够强大的群众基础来支持全国学生运动新成立的组织。

如上所说，协调一致的学生运动最初在市内的学校间发展，然后扩张为跨市运动，最后尝试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这是抗日战争开始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独立于政府和国民党之外的学生运动。几个月后下一轮学生示威期间成立的全国学联，其雏形即始于本次运动。因此，北平强暴事件为全国性学生运动提供了契机，明确及正式地标志着国民党对学生阶层控制的终结。

反饥饿反内战运动[24]

学生运动在2月和3月暂时平息，但在4月和5月又继续进行，焦点直接集中在生计艰难和内战问题上。这次的运动没有单独的引发事件，而是从几个来源——包括刚刚结束的反美示威积累的势头中，汲取力量。

1947年的上半年在很多方面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美国的调停努力在1月的正式退出象征着通过谈判和平解决的希望最终破灭。政府和共产党军队正公开地进行全面战争。这意味着“二战”之后企盼经济恢复的梦想化为泡影。2月，政府宣布了一项紧急经济改良计划，冻结了决定工资涨跌的生活费用指数。基本商品的价格被设以上限，但是价格在继续上涨。从2月到4月底，各类物价指数上涨了50%到100%。5月5日到10日五天内，商品价格的总指数上涨了15%。米市陷入混乱：上海大米价格在5月4日到8日之间上涨了20%。由于运输困难，政府征收军粮和紧急经济改良计划造成的混乱，充足的大米无法从生产区运抵城市。在改革措施执行最为有力的地区——中央政府的权威最稳固的长江沿线城市，缺粮情况最为严重。在许多城市，米店关门，还发生了抢米事件。工人加大对政府施压的力度，要求解冻生活费用指数。[25]

经济一片混乱，学术界不可能不受到影响。有的学生不得不因为无法筹够学费放弃学业，还有的学生缺乏充足的食品和衣物。有数篇文章报道了营养不良、小米和包心菜聊以果腹、学生没有足够体能参加体育馆锻炼的消息。通胀使得教授的薪水缩减至“二战”前的小部分。有几位教授甚至自杀，据说是因为穷困逼迫。对中学和大学毕业生来说，失业成了一个大问题。“毕业即失业”的说法在学生圈中成了流行语。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和老师都认为内战是国家经济困境和他们自身贫困的主要原因。他们——以及许多其他人士——强烈反对拨给教育的经费在国家预算中所占比率过少，只有差不多4%，而相比之下军事支出却占压倒性比率。[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