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地区（第4/5页）

[9]重庆《大公报》，1945年9月9日。

[10]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8月25日和10月3日。

[11]重庆《大公报》，8月30日的报道，1945年9月9日。

[12]重庆《世界日报》，1945年9月9日。

[13]重庆《大公晚报》，1945年9月12日。

[14]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9月19日；上海《文汇报》，1945年9月29日；重庆《大公报》，1945年10月3日。

[15]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9月29日；上海《立报》和上海《联合日报》，1945年10月2日。

[16]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10月4日；上海《中美日报》和《文汇报》，1945年9月29日。1945年10月3日，周佛海被收监关押，随后被转移到重庆，处于软禁之中。1946年，在对他的审讯中，周佛海像其他许多人一样声称自己在战争期间一直与重庆政府的代表，特别是政府特务部门的头领戴笠将军，有秘密联系。周声称自己从1941年开始与戴笠接触，并于1945年8月14日接受重庆政府命令，负责指挥上海的特别行动小组，抵御住了共产党的攻击——日本投降时有传闻共产党正准备进攻上海。直到日本投降一个多月之后，国民党军队才抵达上海，在此期间，周负责维持上海的治安。但1946年3月17日，戴笠在一次飞机失事中身亡，周佛海的话变得无从查证。周被特别法庭判处死刑，随后蒋介石将死刑改为终身监禁。周1948年死于监狱。真正被国民党政府处死的汉奸包括陈公博、梁鸿志、王揖唐、梅思平、林柏生、褚民谊。见北平《新生报》，1946年7月21日；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1月29日；博伊尔：《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32—333页。

[17]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28日；北平《世界日报》，1946年4月24日。

[18]针对陈仪的指控引自博伊尔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34页。王克敏于1945年11月死于上海监狱，见《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第333页。

[19]沈阳《东北前锋日报》，1947年9月20日。

[20]北平《世界日报》，1946年4月24日。

[21]北平《益世报》，1946年9月21日。

[22]重庆《新华日报》，1945年9月17日和27日、10月3日和25日、11月7日；延安新华社，1946年6月14日和20日、9月15日和28日。

[23]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11月30日。

[24]南京《新民报》，1947年2月21日。

[25]北平《世界日报》，1947年1月29日。

[26]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5日。

[27]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第544页。金子、车子、房子、日本女子、面子，这五个词的结尾“子”都是双关语，在中文中有“儿子”的意思，但在此处只充当普通的名词后缀。在接收期间，这五样东西被普遍称为“五子登科”，这个词的意思是“五个儿子都通过了皇家考试”。人们用这样一个繁荣的家庭来比喻在接收时期大发横财的政府官员。对这一现象的小说化描述见张恨水的小说《五子登科》。

[28]上海《青年日报》，1945年9月22日。

[29]重庆《大公晚报》，1945年9月12日。

[30]上海《青年日报》，1945年9月17日。

[31]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9月20日。

[32]上海《前线日报》和《光华日报》，1945年9月21日。台湾银行由中国农业银行接管，横滨货币银行由中国银行接管，住友银行由中国交通银行接管，三井银行和三菱银行由中国中央信托局接管。

[33]上海《中美日报》，1945年9月22日；上海《中央日报》，1945年10月4日。

[34]上海《真言报》，1945年10月3日。

[35]上海《时事新报》，1945年10月11日；上海《真言报》，1945年11月14日。

[36]上海《中央日报》，1945年10月13日。

[37]上海《中央日报》，1945年10月20日。

[38]上海《联合日报》，1945年10月30日。

[39]上海《真言报》，1945年11月14日；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11月27日；上海《新闻报》，1946年1月7日。

[40]上海《神州日报》，1945年11月29日和12月5日；上海《前线日报》，1945年12月5日。

[41]上海《新闻报》，1945年12月13日；上海《中美日报》，1945年12月27日。

[42]上海《真言报》，1945年12月22日。

[43]对这些劣行最详细的描述或许是葛超智（George H. Kerr）在《被出卖的台湾》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对台湾接收情况的描写。

[44]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2日。

[45]重庆《新民报》，1945年11月7日。

[46]重庆《青年日报》，1945年9月23日。

[47]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26日。

[48]上海《大晚报》，1945年10月2日；上海《联合日报》《前线日报》《立报》，1945年10月14日。在这一时期，由于进驻上海—南京地区的大量非正规武装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骚乱，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将军下令将这些武装整编成一支专门的卫戍部队。新整编部队的资金和军饷由政府承担，他们被明令禁止像以前那样向民众强征供给。

[49]上海《大公报》，1945年11月26日。

[50]上海《神州日报》，1945年11月29日；上海《大公报》，1945年12月4日。

[51]上海《大晚报》，1945年12月5日。

[52]上海《大公报》，1945年12月3日、4日；上海《立报》，1945年11月29日。

[53]上海《新闻报》，1946年1月7日；上海《文汇报》，1946年9月3日。

[54]重庆《大公报》，1945年11月1日。

[55]上海《新闻报》，1945年12月13日。

[56]上海《文汇报》，1946年3月18日。

[57]上海《新闻报》，1946年4月29日。

[58]重庆《民主报》，1946年2月17日。

[59]沈阳《东北前锋日报》，1947年7月31日和8月23日。

[60]上海《大公报》，1946年5月3日。苏联从中国东北撤出，见《中国白皮书》，第596—604页。

[61]高超：《泪眼看东北》（奉天快讯），载《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7页。

[62]沈阳《和平日报》，1947年9月4日。

[63]重庆《国民公报》，1946年3月25日。

[64]上海《新闻报》，1946年4月4日；上海《大公报》，1946年5月27日。

[65]沈阳《中央日报》，1947年9月13日。

[66]重庆《国民公报》，1946年3月30日。

[67]从1946年8月到9月，上海媒体报道和披露了大量这样的腐败行为。例如：8月28日的《和平日报》；8月30日的《申报》；9月4日的《大公报》；9月28日的《文汇报》。

[68]上海《申报》，1946年9月18日。

[69]天津记者：《贪污太多，团员太少；大海捞针，无从捉摸》，载于《观察》，1946年9月28日，第28页。在用使用“打苍蝇”这个词时，记者想到的很可能是老式的马尾掸子，这种工具只能暂时驱散苍蝇，很少能打死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