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地区（第2/5页）

在台湾和东北，接收官员傲慢的态度尤为明显。这两个地区都被日本统治了多年，至少在台湾，当地居民已经十分适应外来者的统治。[101]台湾民众根据他们最初所受的对待做出了相应的反应。新台湾省长陈仪领导下的接收人员和当地居民之间的敌意最终导致了1947年2月的暴动。[102]

在东北，一家沈阳的报纸表达了人们对新政府的普遍不满，该报指出，一些“短视的人”错误地把东北视作一个“特殊”地区。但当前大部分东北居民实际是山东人和河北人。他们讲汉语，保留着中国的传统习俗，并且热爱中国。他们被日本人压迫了14年。但日本人走后，新来的统治者仍然带有强烈的优越感，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该报总结道，这些新来者并不比当地人高贵，他们只是一群自私的政治投机者。[103]

在其他光复地区，这种优越感尤其明显地体现在政府的教育“复员”政策中。“复员”政策在光复地区激起的反对可被视作未来四年政府与整个学生群体相互敌视的前兆。日本投降后，在要求惩治所有汉奸的同时，民众还普遍要求惩处“教育界的叛徒”，特别是那些身居要职的伪政府教育官员。在战争期间，中国最知名的大学选择跟随政府迁徙到内地。这些学校的师生所遭受的困难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存在一种普遍的情绪，政府应给予这些学校适当的帮助，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处罚留在相对舒适和安全的占领地区的机构。[104]

因此，在光复地区，政府教育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该地区师生在政治上的“复员”。几乎没有人对这一目标提出异议。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政府并不具备成功实施这一计划所必需的敏锐性。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颇有见地的文章，提醒政府注意“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制定的针对日占区学生的再教育计划可能引起新的问题。作者写道：“我们一定不要让他们觉得遭受了区别对待。我们应尽可能让他们接受与其他孩子相同的教育，使他们逐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该作者最后要求政府“严惩那些曾与日伪合作的人”，唯有这样，教育界才不会产生一种错误印象，即政府不会惩处那些真正的叛徒，政府此前对其他行业人员的处理一直给人这样的印象。[105]

善后委员会是否记住了这些原则我们不得而知。但很明显，教育部负责实施“复员”政策的官员并没有采纳它们。10月，教育部宣布在光复地区的主要城市建立临时的再教育中心。大学生将在此接受再教育，重新认识“国家重建”的需要，熟悉国民党政府的意识形态。再教育课程包括孙中山的理论、蒋介石的公开讲话、中国历史和地理、时事以及军事训练。一些学生进入了这些在各城市被称为临时（或过渡）大学的再教育中心学习。其他学生则根据教育部的指令，在原来的大学学习三民主义、时事等课程。

依据要求，中小学也必须教授类似的课程。教育部会对学生的再教育情况进行专门检查。学生只有在再教育课程的考试中取得及格分数，才能继续上学。那些在日军占领期间已经毕业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必须参加笔试形式的三民主义考试，通过考试之后，他们的文凭才会被承认。同样，教师也要参加专业能力以及对国民党忠诚度的测试。

人们争论的不仅仅是再教育计划本身，而是政府使那些接受再教育的人蒙上了污名，让他们感到耻辱。在宣布这一计划时，教育部声称，所有曾在日占区学校上过课的学生都受到了敌人宣传的腐蚀，只有当这些学生接受了再教育，思想得到净化之后，他们才可以继续下一步的学业。

政府对教育部的做法表示支持，政府官员将那些被强迫“清洗思想污点”的青年称作“伪政权学生”。[106]一次，一个“伪大学毕业生”代表团找到委员长北平行辕的秘书长，对政府规定的强制性考试表示抗议。这位官员告诉学生，他们有两重不幸。首先，在日本占领时期，他们留在了北平。其次，他们家境贫穷，上不起北平三所私立大学。[107]由于日占区的私立学校相比于公立学校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性，较少受伪政府的干预，因此私立学校学生并不需要接受那么严格的再教育培训。

政府的“再教育”政策激起学生们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学生家长、教育工作者和市民精英都表达了他们的愤慨。其中包括燕京大学的校长、美国传教士兼教育家司徒雷登（他随后被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公开表示，如果说伪政府学校对学生有什么影响的话，唯一的影响就是在那里上学的学生变得更加抗日。他还指出，政府这么做是自绝于年轻人，把他们中的许多人推到共产党那一边。[108]

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和其他地方的学生举行了集会和游行，来表达不满。最早的示威游行是由前面提到的北平“伪大学”毕业生发起的。这些学生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友联合会的成员，他们发表了一项声明，要求当局“合理对待”光复地区的学生。校友联合会就这一问题与当局进行了交涉，并组织了一次学生会议，参加者主要是刚毕业的大学生。北平当局最终同意修改一系列规定，取消了原来的笔试考试，但学生仍要完成一篇有关三民主义的阅读报告以及不少于两万字的本专业论文。北平的大学生接受了新规定。但那些毕业的学生则无法接受，声称他们仍在为不应由他们负责的事蒙受耻辱。他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并创办杂志，公开地表达自己的不满。[109]

12月下旬，青岛一所学校的教师被当局枪杀，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事情是这样的，警察向一群此前在伪政府注册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开枪，造成了这一惨剧。这些教师和学生当时正在张贴告示，向人们解释他们为什么反对政府强制性的考试措施。枪击事件后，青岛的所有学生都开始罢课，他们得到了青岛市民和其他城市的大力支持。[110]

12月31日，天津的几千名中学生在市教育局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示威，抗议当局的甄审活动。政府最终在六个方面做出了让步，其中包括政府不再对天津的学生和教师进行特别考核。[111]同样，在上海，学生和教师日益强烈的不满也迫使当地的教育部门向教育部请示，要求适当地放宽“再教育”计划。一家上海当地报纸指出，当局至少应该不再使用“甄审”这个词。这个词的废除将极大地减少光复地区学生和教师对政府的不满和怨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