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崇祯四年的二十七个瞬间(一)

第一个瞬间:崇祯皇帝的忧郁

崇祯四年十一月,北京,紫禁城,深夜

十一月份的北京城,已是到了一年中极寒冷的时节了,本来已是极冷了,这些年天象又不好,夏日里连月不雨也属寻常,这冬天自然就更加寒冷了,滴水成冰也不是说说的。全城街道上一片冷清寂静——北京城是有夜禁的,初更后一般人就不可在街头出行了,否则被五城兵马司的差役给捉了去是要挨罚的。

而作为大明帝国的核心中枢所在。紫禁城内的规矩更是森严,各处宫室的大门一律紧闭不说,就是火烛也大都熄灭,紫禁城中黑压压一片,唯有乾清宫一带依然灯火通明——这里便是明朝皇帝日常办公和起居的地方,当今天子朱由检极其勤政,像这样批阅奏折工作到深更半夜乃是常事。外面虽是深夜苦寒、冷风刺骨,却仍有许多太监侍卫昂首站立于宫室外廊两侧,随时等待里面一声呼唤,就能马上为之四处奔走。

此时的崇祯皇帝朱由检虚岁刚刚过二十二岁,登基即位已有四年,虽然在后世的历史书中他是个悲剧人物,但在当时,尤其是刚刚登基为帝那几年,朱由检在朝堂和民间的声望还是非常高的,以至于被吹捧为“圣人出”——想想看,从他的曾祖父嘉靖……甚至更早一点的正德开始,明帝国连续若干代皇帝,按照东林党一干文人的记载,居然没一个是精神正常的:要么是酷爱游山玩水外带封自己做大将军;要么一心修道求长生;要么就是几十年不上朝,还专门跟大臣对着干;再或者就是个吃丹药吃死了的短命鬼;到上一代的天启皇帝则还要更夸张:居然不管朝政,把一切政事委于亲信太监之手,自己专爱做木匠!

相比之下,当今的崇祯天子朱由检不好色,不懈怠,每每处理国事到深夜,虽然成效具体如何,在短时间内似乎还看不出来,可光是这份勤勉姿态,也足以让受够了懒惰皇帝的大臣们激动不已了——他们这些“贤良忠臣”们熬了好几十年,总算摊着一个“敬业”的皇帝啦!

更何况,这位年轻的崇祯皇帝在上台之后不久,便无声无息解决掉了权势滔天的九千岁魏忠贤,手段干净利落,给满朝士大夫出了一口恶气,怎么看都像是个有能力,有魄力的中兴之主。

扫清邪恶的阉党之后,这位少年天子又组建了一个全新的东林党内阁,让朝廷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众正盈朝”之景象。还撤销掉了东厂这个特务机构,以此来表示对东林君子的道德操守的全方位信任。一时间赢得士林一片赞誉,称其为尧舜再世……虽然“众正盈朝”的大明朝廷这两年似乎没出现什么盛世景象,反倒是天灾不断、边防崩溃,连续被东虏打到北京城下,陕西、山西一带的流寇也是越闹越凶,给皇帝的声望稍微带来一定影响。但靠着士林的竭力吹捧,这位皇帝的“英主”光环暂时还没有完全褪色。

不过,即便如此,眼下的崇祯皇帝也已经过得十分愁苦,虽然还是一个才二十多岁的青年人,他的鬓角边上竟然已经出现了几丝白发。但总体而言,此时的崇祯皇帝至少还有继续勤政的动力,对大明王朝的未来还没有失去信心——此刻,朱由检才刚刚在灯下批阅完一叠奏折,示意旁边小太监抱下去,明日一早就要发往内阁让阁员们副署。他本人则有些轻松的伸了个懒腰,喝了一口茶水。

“……皇上,已经丑时了,该歇息了,要保重龙体啊!”伺候在旁边的大太监曹化淳提醒道。

“……不必多言,曹大伴,朕再看一会儿奏章。”崇祯皇帝毫不在意地答道。

曹化淳叹息一声,转身端上来一碟桂花糕,说是皇后娘娘知道万岁爷每每操劳国事到深夜,亲手制作了这些小点心,企盼万岁爷多多保重龙体……崇祯用了几块,眼睛却又落到桌旁另外一叠高高的奏章上。

对于很多皇帝来说,批阅奏章属于辛苦活儿,但崇祯皇帝登基的时间还不算太久,对于这项工作还没有彻底厌烦——现在的朱由检还好像一个勤劳老农民,见不得地里有杂草。不管多累,每日的奏章必定要处理完毕才肯就寝。所以只略微休息了一下,这位年轻的皇帝又开始投身于无穷无尽的案牍工作之中。

——照例是先翻看“引黄”和“贴黄”,那是通政司预览官员们写的关于奏折内容的介绍以及纲要,皇帝根据这些内容来判断哪些奏章属于紧急事务,必须要尽快做出回应,而哪些奏章不过是常例故事,可以不理会或是拖一拖。其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塘报”,历来都是朝廷的重点关注目标,凡有关军务之时,下面总是以最快速度报上来的,崇祯皇帝以前在批阅奏章时也总是优先寻找塘报。只是最近他有点怕看见这方面的东西——报上来的总是战败,民变、兵变……几乎每一份塘报都是一个窟窿,需要朝廷拿出大批钱粮物资去弥补,而且即使投下了巨额的钱粮物资,也未必能补得上。而皇家的内库却已经快空了……

麻烦归麻烦,事情总还要做——崇祯皇帝揉了揉额头,再次取出奏折,逐一摊开在桌面上。

果然不出所料,和以往一样,这些奏折里面大多数都是纯粹的废话,剩下的不是哭穷就是诉苦,还有就是一边遮遮掩掩地报告坏消息,一边互相推卸责任,真正能够有点实质性建议的内容几乎完全看不到。

——陕西、山西、甘肃一带的旱情仍在继续,不仅衣食无着的饥民暴动四起,粮饷匮乏的边军也纷纷倒戈哗变。自从白水王二于天启末年起事以来,饥民流贼四处劫掠,陷堡略城,犹如难以根除的跗骨之蛆:官兵向东,流贼向西;流贼前走,官兵后追。整个陕北到处都是漫山遍野的贼兵,官府根本清剿不过来。

幸好,崇祯初年的农民军尚无推翻大明王朝的明确意愿,他们大抵只是为饥寒所迫愤,而举旗抗税,靠武力夺取官府以及当地豪绅大户粮食,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饿时再举旗的日子,将希望完全寄托于明军妥协与招安——当此时,杀人放火等招安的水浒好汉深入民心,农民军渴盼吃饱不饿,若能有好前途绝不介意投降朝廷、为朝廷效力剿平“方腊”“辽贼”。如果大明朝廷能够有效地组织赈灾,如果大明朝廷能够带来足够的粮食,如果朱明朝廷能够寻找到输出危机的方向,陕西早期的民变是不难平息的。

大明朝廷官吏对此情弊,亦是相当明白,可他们没有毅力也没有能力解决难题,三边总督杨鹤就曾经向崇祯皇帝如是解释说:“……三秦诸贼穷饿之极,无处生活,兵至则稽首归降,兵去则抢掠如故,此必然之势。如欲散贼,必实实赈济,使之糊口有资,而后谓之真解散。解散之后尚须安插,必实实给与牛种,使之归农复业,而后谓之真安插。如是则贼有生之乐,无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抚,抚局既定,剿局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