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远方(第2/6页)

身旁的几个人各有各的模样。一个看上去大我几岁的农村少妇,一个十几岁背着硕大的旧书包的男孩,一个穿一件土灰色中山装的中年城里人,还有一个光着脚卷着裤管的老大爷,穿着蓝布上衣,蹲在座位上,啃着一个馍,就着一包榨菜,看起来吃得很香。我看着他吃,自己也饥肠辘辘起来。

“大爷,您还有馍吗?”

“没有啦。”大爷摇了摇头,“讨馍的人太多啦。”

“怎么?很多人向您讨吗?”

“唉,你是不知道啊。那可多了去了。不是跟我讨,是跟车讨。我也是上了车才有馍。没上来的可都讨不着啦!唉,好多人都没上来啊。你是新来的,没见过。那人多的时候啊,大家都追着火车跑,从道边伸着手扒着车,生生地往上爬,那密密麻麻的,火车都开不动了,吭哧吭哧,慢得还没人跑得快,人们就都跟着追啊,有的都跑到火车头前面去躺着,自己轧死了不说,还差点儿把火车都掀翻了。我也是这么爬上来的,从一个山坡上忽一下,跳上来,差点儿摔死。那时候摔死的人多啊,饿死的更多,也有两人打死的,随便往哪儿扒开个草坑,就都是死人。就这么着,人们还玩命冲呢。”

“真的吗?”我听得很茫然,想象着他的话,“那这火车也够结实的。”

“可不!”大爷连连点头,“结实!还是上车好啊。”

“那些没上来的人后来呢?”

“没馍呗!”

“有多少人哪?”

大爷摸了摸头,想了想,答不上话。他捏着手里的半个馍,吃了很久还没有吃完。

一旁的中年人开口替他答了:“二千四百五十八万六千七百〇二个人。”

我诧异了:“这么精确?”

他指指身旁厚厚的一摞本子,说:“我一直在记录。”

“您也是爬车上来的吗?”

他点点头:“不过我比他们上的早。我比现在的司机上得都早。”

“哦,您是在发车以前就上车啦?”

“不是。这车一直走着,现在这司机之前有别的司机。”

“这样啊。”我恍然大悟地点点头,“那您在这儿专门负责记录人数吗?”

“人数,还有馍数。”

老大爷插话道:“别信数字。数字最不可靠。”

“怎么会?”我说,“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啊。”

“不可靠。”老大爷也讲不出道理,只是一副沧桑的样子摇着头,“数字最不可靠。”

接下来静了一会儿,我默默地开始看书。他们都在嗑瓜子,清脆的咔哒声在一片吵闹的玩牌人的背景中显得分外轻灵。这唇齿间的轻灵让四周像是静了下来,几个人仿佛从其他人中间隔离开来。我偶尔抬头看窗外,电线杆有规律地掠过,大片大片农田像方格子的被子,色彩绚丽,一直铺到山腰上。金黄色是干枯的麦秆,暗红色是发育不好的玉米穗,灰黑色是带刺的没有叶子的枝条。颜色真多。有时能看见一个茶农在山窝的小块地里挥动锄头,想必是隐居山外的风流隐士。火车穿过山岭,一会儿明一会儿暗,常常是明晃晃地亮了一瞬,随即就进入隧道,黑漆漆地开上一路。隧道真多。我有点看不进去,书上的字在忽明忽暗之间晃,晃得人头晕。风景印在额头。

“好容易出趟门,看啥书啊?”老大爷招呼我,“还不赶紧抓紧时间接触下社会?你们读书人,接触社会都少喽。”

我脸红了一下,连忙点头:“您说的是。”

一直没有说话的男孩子插嘴问我:“你看的是什么书啊?”

“《江村经济》。”我指给他看。

“哦,江村我知道。”他说,“离我家不远。”

“是吗?”我有点惊喜。

“你为什么看这书啊?”他问。

“因为我要写一篇硕士论文,写了很久都写不完。”

“为什么写不完?”

“因为我常常写不下去。我坐着,面对着白纸,总会想,这么认真地写和不认真地写,最后有区别吗?人总归是要死的。说了一千句话和说了一句话是一样的,完成没完成也是一样的,就好比这车厢,我们最终所有人都要到站,不管你在这车里大喊大叫还是安静坐着,最后都一起下车,根本不因为你喊叫就有什么不同。写不写终点都一样。”

“所以你就不写了?”

“那倒不是。”我坦白地说,“我只是写的时候常常这样胡思乱想,时间就耽误过去了,该写的没写,该看的书也都没看,自然写不完。”

“不是所有人终点都一样的,”沉默的农村少妇说,“我娘说过,你这辈子仔细看着路,下辈子就能上对车,下辈子以后终点就不一样啦。”

“哪儿有下去还能再上来的?”我说,“又不是公园的观览车。”

“你不懂。”她摇摇头,目光凝注地看着窗外,紧紧抱着自己的包裹。

“你这是要去哪里呢?”我问她。

“我去找我男人。”

“去哪儿找?”

“我不知道,”她望着空中的某个地方,“但我仔细等着,下辈子准能找到。”

男孩对我们的悲观都不以为然,说:“车厢也是个很大的世界啦,下车以前也还能体验到好多事情,就把这些车厢都走一遍也值了。更何况,还能学着看路,把这周围的路看清楚,可以告诉司机,如果他开错方向了就纠正他,要不然我们大家不是都到不了目的地了吗。”

我看着他,他的目光像他下巴上的胡子一样柔软生动,还完全没有覆盖粗糙的空气膜,他还那么小,离死还那么遥远。我转向穿中山装的中年大叔,他一直没有插话,似乎已经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我猜他心里有答案,只是已经过了愿意说的年纪。

“您怎么想呢?”我问他,“如果您知道有一天您记下的这些数字终究化成灰,您辛辛苦苦用尽力气说的话最终没有一点用处,您也一样孜孜不倦吗?”

他在回答之前,先抬头看了看那些厚厚的本子。白纸堆成的墙比人的脑袋还高。

“我只问你一个问题。”他平平和和地说,“有两个预言家,一个预言了一件大危险,结果大家成功地躲过去了,另一个预言了一件大危险,结果大家怎么躲也没躲过去,你觉得,作为预言家,哪个比较伟大?”

我想了想说:“什么叫伟大呢?”

他没有回答我,自嘲地笑了笑,说:“我就是一个看见陷阱,而自己掉进去的人。”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身后忽然响起一阵暴风骤雨似的杂乱的呼喊,一样沉重的事物如大山一般急速压了下来,我下意识地向一旁闪躲,只见一个人擦着我的身子轰隆摔倒在地上。那是刚才打牌的一个男人。他们打着打着似乎打出了矛盾,三个男人开始大打出手。不知道是为什么,只看到一个人抡圆了胳膊朝另一个人挥去,也不讲战术和章法,挺起的胸膛几乎要将跨栏背心撑破。而他的对手也红了眼睛,一边拼命摆脱身边劝架的人的拉扯,一边侧着身子要往前冲,嘴里不忘骂骂咧咧,颇有壮士去兮的奋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