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溪流（第3/8页）

“你啊！”那不勒斯对我说，“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

他知道我有个弟弟。去年夏天，欧文与我曾把一堆草绿色的蛇一条条放进那不勒斯诊所的信箱里。那不过是顽童的恶作剧，但他非常生气，未曾原谅我们。他是个难搞又爱生气的家伙，对世间失望而脾气乖戾，在街上看到小孩，知道他们没什么法子报复，就会朝他们的方向踢起阵阵尘沙。“你不想知道你妈是怎么去世的吗？”他问我。

“那不勒斯！”康宁汉牧师说。

那不勒斯不理会康宁汉牧师。“根据我的医学判断，”他接着说，“溪流边的蚊子是中国流感的病媒。蚊子是病媒，你妈不小心走进一个充满病菌的污水坑，害死了自己。”他往椅背上一靠，看起来心满意足，抽了一口烟斗后继续说，“如果你跟你弟弟不避开那条溪流，你们也会得同样的病死掉。”

康宁汉牧师一副吓呆的模样。“真是够了，那不勒斯。”他说。他也不知道该怎样制止，只好从后门离开。我并不意外，本来对他就没有太多期待——不只是他的牧师身份，也因为他不具威严。他那张脸在人们眼前无法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他不在身边时，大家才能想起他的长相：双颊憔悴深陷，好像有人爬上去咻咻两下把他的肉刮下来，他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那不勒斯耸耸肩。他跟其他人不同，似乎不想离开。欧文跟我先前就注意到了和大人讲话时，如果把他们看成动作慢半拍，甚至比我们差劲（好像他们是我们必须学会忍耐的烦人家伙），他们就会吓得讲实话，也不会采用跟小孩子讲话的语气。但是那不勒斯不吃这一套，骄傲让他不愿改变说话的方式，于是变得很棘手。

“中国流感是什么鬼东西？”我开口问他。

那不勒斯吐了一口烟，用粗鲁的口气说：“说了你也不懂。”

“我觉得那是你编的。”

“我觉得你是个小屁孩。你跟你弟弟都是。”

“的确是你编的，对吧？”

“说话小心点，小鬼。”

“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样来来回回了几次——我问问题，那不勒斯威胁我，直到他叹气让步。“那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染的疾病。蚊子咬了你妈，她就得病死掉了。”这种解释似乎还挺合理的，我一语不发。我想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两人都觉得这种死法实在有点凄惨。但那不勒斯马上想起我是怎么从他口中套出答案的，随即恢复镇定。“你妈没有自杀，实在让我意外。”他说，“上帝为证，如果我是你爸，我一定会去死。”他的眼神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与期待。

他的话并未困扰到我，但他一定误以为我的沉默是因为心里受伤了。志得意满的他用烟斗敲敲桌面，把烟灰倒成一个整齐的小小蚁丘后，就从我家前门离开了，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他沿着门前的路往下走时，我能听见他吹口哨的声音，后来哨声愈来愈小，终至消失，只剩夏虫的鸣叫声。那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话时把我当成大人。

不过，初次让我对疾病感到兴趣的也是约翰·那不勒斯这个自鸣得意的小镇庸医。这算是他的无心插柳之作——我想他会用那种直白的方式向我解释母亲的死因，并非他企图把我当成大人，他其实是个残酷小人，而我确信他只想用言语刺激我，把我弄哭——那一番解释听来刺耳，而且是错误的，却让我初次见识到疾病的世界，还有其中迷人的难解之谜。

在我们都还小的时候，欧文就对文字产生兴趣了；他会阅读字典与各种书籍，他喜欢任何形式的文字游戏，像是易位构词游戏(3)、双关语和回文造句(4)等等。光是读到押韵的词句，或是自己创新的，他就可以乐上一整天。我也很爱读书，但我从不像欧文那样喜欢文字游戏，因为我认为文字本身并不蕴含智能——它是人类创造的，也由人类赋予意义，我总觉得绝妙文句只比充满机关的中国古代百宝盒高明一点而已。作家之所以备受赞扬，是因为他们的写作能力，他们的作品是可以任意改变或操控的，但是，用人造的语言来创作，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也许这样还不够清楚，我该换个方式来解释：语言本身并不蕴含秘密。

但是，科学却暗藏各种迷人的秘密，其中又以医学为最——科学是一个储藏所有谜题的黑暗宝库。语言的诠释与推论有可能是错的，规则可以由人类随意创新或更改，没有纪律可言。有时候，语言看起来就像人类为了自娱而创造出来的游戏，就像欧文那样。但不管是疾病、病毒，还是扭来扭去的长条状细菌，无论有无人类都会存在，等着我们去解密。

约翰·那不勒斯对疾病的看法当然与我不同（如果某个医生认为该关注的是病人而非疾病，那他肯定头脑不大好，而那不勒斯就是绝佳例证），但是我把他的出现当成人生的警讯，如果我当初没走上研究医学这条路，如今就必须和那种人打交道了。即便在那当下，我也知道不充分的解释无法满足我。我实在太沉不住气了。

所幸这件事并非那不勒斯说了算。我爸是个懒人，却不笨，而且在这方面他厉害得很。那天下午，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住在罗彻斯特的姑姑（他完全没想到该把死讯告诉欧文，一直等到他下楼进了厨房，揉揉惺忪的睡眼并大发牢骚时，我才告诉他），接着又打了一通电话给西比尔姑姑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医学院同学，再由那位同学致电一个住在克劳福兹维尔（位于我家以东一百千米的城镇）的朋友。那个朋友就是伯恩斯医师，在他的安排下，母亲的遗体被送到他的诊所解剖。

隔周，他就把解剖报告寄给我们，结果显示我妈并非死于中国流感（伯恩斯在信中用极客气的语气写道：“我自己并不熟悉那种疾病，然而身为一位病理科医生，我必须承认，也许我对当地疾病的熟悉度，并不如我那可敬的同行约翰·那不勒斯医生。”），而是死于动脉瘤。动脉瘤！西比尔姑姑向我解释后，我常常想象那是怎么一回事：只听到动脉轻轻爆开，湿黏松软的组织缠绕在一起，大脑变成一片黑红相间，宛如闪亮黏稠的红石榴。（后来十几岁的时候，我曾因为一阵奇怪的罪恶感浮上心头而这样想：多么年轻！多么不公平！成年后，到了能严肃思考自己的死亡、希望怎样死去的时候，我也曾想：多么戏剧性啊！我想象那画面就像一阵流星雨或火花，点点火光如宝石一般从天而降，每道火光都不比秧苗大，母亲的最后际遇几乎让我羡慕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