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老鼠

I

大学毕业后，我在1946年秋季进入医学院就读。(1)医学院让我感到有兴趣的地方实在不多，我的同学都是一些缺乏想象力的乏味家伙，但我不是太意外。我之所以去读医学院，纯粹是因为当年只要是对人体生物学有点兴趣的人，都会那么做。假使我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可能不会进医学院，而是去读病毒学或微生物学之类的博士班。并不是医学院的环境让我觉得无趣、缺乏刺激，而是被录取的人通常有一种自以为是和感情用事的特质，他们比较关注医生这个行业的浪漫英雄主义色彩，而非医学研究所的挑战性。

与现在相较，上述情况在五十年前也许更为普遍。我的同学（至少在四年内我接触到的那些人）可以轻易地分成两类。第一类较不讨人厌，是乏味的乖乖派，喜欢背书；第二类都是一些令人作呕的家伙，贪得无厌又喜欢做梦，对自己未来的社会地位很是陶醉。这两类人都极具企图心，喜欢竞争，非常在意有关面子的小事。

我不是表现特别突出的学生。虽然我可能是同年级学生中，甚或全医学院中对知识最有好奇心，也最有创意的人之一，但是比我更厉害、更勤奋的学生实在太多了：他们从不缺课，勤做笔记，每晚温习功课。我则是专注在其他事情上。当时我非常着迷于搜集甲虫，那是我从童年开始就维持的习惯与兴趣。当然，住在波士顿地区没有太多的机会可以找到稀有甲虫，但是每逢春天的那几个月，我常搭乘火车南下康涅狄格州，去找就读耶鲁大学美国文学博士班的欧文，一次待上几天。我会把行李寄放在他的住处，改搭令人昏昏欲睡的小火车到乡间，带着我的网、笔记本与一罐用甲醛浸湿的棉花，在原野待一整天，直到天色火红，才搭便车回纽黑文，当晚就住在欧文的套房里，吃欧文准备的晚餐，试着和他聊聊天，只不过不太能聊得起来。多年来，欧文愈加沉默寡言（我必须承认，对此我非常感激，因为他终于开始致力于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歌研究，印证了我先前说他所学太杂），看着他把煎蛋卷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不等边四边形，我实在很难不想起我们那位冷淡、懒惰的父亲。

我常常缺课，教授们当然不太高兴，但是我考试与写报告的成绩不俗，所以他们最多也只能数落我一顿，说我欠缺纪律，将来一定是名庸医。我不怀疑他们治学的严谨与认真，但我也不担心自己的未来。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无论未来想从事哪一种冒险活动，全勤纪录无法确保我会有好的表现。

我不想美化自己当年的行为，像我那样不尊敬教授与医学体制，实在有点令人讨厌、不成熟。如今我的医学生涯与成就已有了定论，回想起来，若说我当年知道一切会圆满解决且对我有所帮助，而我欠缺企图心也是真诚的表现，这话便说得太简单了。但坦白讲，当时我已了解自己极度渴求某种可能达成却遥不可及的伟大成就，一个只能用眼角余光瞥见的模糊美梦。于是在众人与自己面前，我便装出一副不想出类拔萃的样子，以免自己觉得医学院的成败足以决定一辈子的好坏，进而影响实现那模糊美梦的机会。

到了医学院三年级，情况的确有了很大改变，或者说是我把情况改变了。我在那一年受邀加入格里高利·史密斯的实验室。现在你应该知道当时我为什么如此讶异，而且有很多年我常常被问到那一段工作经验。(2)

如果我说我一开始并未感到受宠若惊，那我就是在说谎。如今，任谁用赞赏的语气提起格里高利·史密斯，肯定会被讪笑，嬉笑的语气可以听出那些人自信、自满，同时也反映出一种既松了一口气又恐惧的情绪——如今备受尊崇的科学家在二三十年后被提起时，想必也会引起这种反应。但是我还在医学院时，史密斯仍被视为重要的思想家与梦想家，也是模范医生与科学家。(3)

在校园与科学界，史密斯也是独特非凡的人物。理由之一是，他从事的医学研究工作是当时公认较有趣的。当年具有开创性的概念与理论，如今很容易因为错误百出而沦为笑谈，但不可否认，20世纪40年代是科学发展的伟大时代。史密斯与其同事的许多理论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错就是错，没有更委婉的说法），但他们那代人的好奇心与对知识的渴求实在可敬（渴求心态的背后有许多动机，但无疑是真诚坦率的），这也是他们能奠定所谓现代科学的理由。没有他们，现在的科学家就没有任何概念与理论可以反驳，证明其谬误。现在回顾起史密斯的研究，尽管他最后无法提供正确答案，但他的贡献与最重要的遗绪，其实是把各种问题找出来，让科学界在接下来的半世纪投注心力。

认识史密斯之前，我就知道他是谁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最广为接受的一种理论是：癌症是病毒感染造成的。这一理论早在几十年前便已问世，但史密斯是大力提倡者，整个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都在致力证明一件事：癌症（当时科学家都以为癌症是恶魔或巫师造成的）不但可以充分解释，大致上也能治愈——根据他的思考模式，科学家不但可以找出引发癌症的病毒，也可以研发出杀死病毒的疫苗，让癌症不再是不治之症。就如同大多数取悦人们的理论，它虽然是受某种灵感启发，但是非常严谨，看起来美妙合理，又有可信度。史密斯的理论很容易理解（一般媒体渐渐以“史密斯的奇想”称之，仿佛可和毕达哥拉斯原理或演化论等量齐观，而史密斯的地位甚至直追亚里士多德，是个具有神秘色彩与寓言风格的古代哲学家），很快就让他成为学界名人与社会名流（当然也备受嫉妒）。(4)

容我之后再继续介绍史密斯，这样比较适当，因为我在实验室工作了好几个月，才真正初识史密斯。从我的成绩、态度与格格不入的表现看来，待在实验室期间，我几乎被人当成空气，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同事不曾与我交谈，我做的也都是一些枯燥的工作。但我并无怨言，像我这样的学生总是来来去去，去个一天，隔天就消失，只要负责把猴子喂饱，把老鼠的水瓶换好，帮眼神惊恐的狗狗打针就好。直到有一天，那些动物会跟我们一样离开实验室，把噪声与臭味一并带走。

不管什么时间，实验室里通常有十五个人，当然包括史密斯在内。我对这份工作经验抱持着某种浪漫的期待，希望以有创意的自由方式与其他人交流概念与理论（我就是那么天真），但实际上那是个层级分明的地方，虽然那是一个节制得宜的环境，里面的人都没多少社会经验，却完全遵从外在世界的阶级规则与分野。史密斯位于最顶层，任谁都必须照他所说的一切行事，不得有异议——但通常他都是通过副手传话。不过我进实验室时，史密斯不在的时间已愈来愈多，让他更感兴趣的是接受《纽约时报》与著名新闻记者爱德华·默罗的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