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序（第2/3页）

我说：“他的情况很糟。”

“是啊，很糟。”威斯特低声附和。

“这实在是太不公平了。”我说。

威斯特一语不发。

“太不公平了！”我又说了一遍，再给他一个机会。

威斯特叹了一口气，用餐巾的一角擦了擦嘴角，姿势做作而且很娘，像在卖弄他的英国气质，令人厌恶。（几十年前，威斯特曾经拿“马歇尔奖学金”到牛津大学读书，虽然只有两年，但不管是社交还是公事场合，他总是能够很有技巧地提到那件事。）他正在吃脆皮蓝莓馅饼，牙齿上沾着一片蓝莓。

“罗恩。”他开口说。

“嗯。”我说。

“你觉得他真的做了吗？”威斯特问道。

当时我已经习惯被问及这个问题，也知道该怎样响应。“你觉得呢？”

威斯特面带微笑，看了看我，又看了一下天花板，接着又让目光回到了我身上。“我觉得有。”他说。

我一语不发。

“你觉得没有？”威斯特说，口气有点惊讶。

对于这种话，我也学会了如何回答。“他有没有做无所谓。”我说，“诺顿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只在意这一点，而且也是我会对后人说的话。”

我们陷入了一阵沉默。

最后，威斯特胆怯地说：“我想我该回去了，明天上飞机前还要读一点东西。”

“好吧。”我说。我们默默地吃完了甜点。

当晚是我开车载他到餐厅的，所以付了晚餐钱之后（威斯特说要请我，被我挡掉了），我又载威斯特回饭店。在车上，他数度想跟我闲聊，结果让我更愤怒了。

到了饭店停车场，我们杵在车上，沉默了好几分钟，威斯特欲言又止，我则非常生气，最后他伸出手后，我握了一下。

“呃……”威斯特说。

“谢谢你来看他。”我直截了当地说，“我知道诺顿很感谢。”

“呃……”威斯特又说了一遍。我看不出他能否察觉我的言辞暗含嘲讽，我想他应该没察觉。“我会想起他的。”

我们又陷入了一阵沉寂。

“如果他被判有罪——”威斯特开口往下说。

“他不会的。”我跟他说。

“但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接着说，“他会去坐牢吗？”

“我不能想象他去坐牢。”我回答道。

“呃，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坚持往下说——我突然想起过去威斯特当研究员时的吃相有多难看、有多贪婪，还有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离开诺顿的实验室，另立门户——“至少他会有很多大海时间，不是吗，罗恩？”这句话轻率无比，让我惊诧到无法响应。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威斯特对我微笑着，又说了一句再见，下车走了。我看见他穿过饭店的双扇门，走进灯光明亮的大厅后，便重新发动车子，开回诺顿家，在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几个月，审判程序开始又结束，最后判刑结果也出炉了，但毋庸赘言的是，威斯特再也没去看过诺顿。

但是就像我说的，没有人同情诺顿的处境。实际上，他是先遭到大家的审判与唾弃之后，才在法庭上被一群理应与他相提并论的陪审团团员审判与判刑的——然而，那十二个人却是如此无能（就我记忆所及，其中一个团员是收费员，另一个是做宠物美容的），像诺顿这种天才居然要由他们来判定人品，由他们来决定命运，不知他作何感想？更何况，他们的决定就算不会全盘抹杀他过去所有成就的意义，但至少那些成就也几乎不再具有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来，诺顿此时觉得沮丧、无聊、了无生趣，还有什么好奇怪的。

关于诺顿这个案子的媒体报道，我也有几句话要说，如果我没有谈一谈报道内容的语调与范围，似乎是件很蠢的事。首先我想说的是，由于诺顿犯的是强暴罪，各家媒体除了报道他那些外界已经知晓的少数生平事迹，还浪费了许多篇幅加油添醋，完全罔顾真相，这一点也不令我意外。（无可否认，那些报道的确用三言两语简述了他的伟大成就，但只是为了让他被控的罪行更令人发指而已。）

还记得诺顿等待审判的那段日子，我陪他守在家里（屋外有一群电视台记者整日聚集在草坪边缘的人行道上，在虫声嗡嗡作响的夏日晴空下吃饭聊天，简直像在野餐），在我们接获的许多采访邀约中（当然，最后他并未接受任何访问），只有一家媒体（令人遗憾的是，是《花花公子》杂志）请诺顿写下自辩词，而不是派某个见猎心喜的年轻作家，来为读者诠释他的生平与他被指控的罪行。（尽管仍在开庭，我觉得那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诺顿担心不管他写什么都会遭人利用，变成一篇对付他的自白书。他说得没错，我们也打消了念头。）但是我也知道，当他发现他无法为自己辩护时，内心想必是悲愤交加吧。

讽刺的是，就在诺顿被捕前不久，他已经在计划写回忆录了。早在1995年他便已处于半退休的状态，不用处理各种烦人的行政事务与实验室琐事。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不再是实验室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人员，而是他开始允许自己用不同的方式规划时间。

然而，诺顿并没有机会把他非凡的一生记录下来——至少他没办法在他偏爱的情况下做那件事。但就像过去我常说的，他的心智力量足以克服任何挑战。所以，在他入狱两个月后，也就是从4月起，我每天写信问他想不想写回忆录。我跟他说，他的回忆录不仅对人文与理工学界都有所贡献，也能对有兴趣倾听的人剖白，借此摆脱外界强加在他身上的刻板印象。我说，如果他愿意，我很荣幸能帮他打字，做些初步的编辑工作，就像过去他把论文提交给各大期刊之前，都会由我经手。我在信中说，那对我来讲一定是个很迷人的计划，或许他也会觉得有趣。

一周后，诺顿寄了一封短信给我：

我不能说我非常乐意把人生最后的这几年用来说服别人，让他们了解我并未犯下我被判的那些罪行，但是我已经选择开始撰写你所谓的“我的人生故事”。我非常信任你。(3)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批稿件。

在我邀请读者了解诺顿的非凡人生之前，我想我应该以导论的形式先说几句话。说到底，这毕竟是反映出某种问题的故事。

当然，诺顿说得肯定比我精彩，但在这里我要先向读者交代一些关于他的细节。他曾跟我说，他的人生一直到他离开美国、前往乌伊伏后，才有了意义，而他在那里的许多发现，也的确深深影响了现代医学的发展，还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1950年，年仅25岁的他，初次前往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的神秘国度，人生从此大变，也对科学界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在蕞尔小国乌伊伏停留期间，他跟一个后来被他命名为欧帕伊伏艾克族的“失落的部落”住在一起，其居住地是该国最大的岛，也就是人称伊伏伊伏的“禁闭之岛”。他在岛上发现当地原住民深受一种未曾列入文献、没人研究过的病症的影响。过去，在世人的印象中，乌伊伏国人民的寿命都很短，到现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这样。但是，诺顿在伊伏伊伏岛上认识的一群岛民，其寿命远比一般人长，有的能多活二十或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种发现之所以了不起，还有两个理由：首先，尽管罹患此症的人身体并未老化，心智却有衰退的现象；其次，他们的病症并非天生，而是后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