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见，缅甸（第4/5页）

即使在近代，占星学和神秘主义的仪式在尼温的生活和独裁统治中也至关重要。抵达缅甸后，我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是缅元以特殊的面额发行：四十五，七十五，九十。这些数字都是三的倍数，尼温认为非常吉祥，中央银行必须按此发行。

就像泰国人，缅甸人认为命运不是不可避免的，即使预测到不幸，也是可以改变的：可以通过积累福报，也可以通过引发与预期灾难相似的事件，相当于满足命运的要求。尼温是这项技艺的大师。他曾被告知缅甸很快就会遭受可怕的饥荒。他不失时机地发出命令：三天之内，所有政府官员及其家属必须只吃一种由香蕉树苗制成的难喝的汤。他的想法是，通过自主发动饥荒，他们会避免真正的灾难——这场灾难确实没有成为现实。

另一次，一位他信赖的占星家告诉他，要警惕一起重大危险的事件：右翼可能突然起义颠覆他的政权。于是尼温发布命令，每个人都必须立刻靠右行驶，而不是延续英国统治时期的习惯靠左行驶。整个国家陷入混乱，但这场“右翼起义”成为一种新风尚，演绎了预言，并避免了真正的反抗。

1988年，那位占星家又警告尼温，缅甸正处于一个巨大灾难的前夕：首都的街道将流淌鲜血，他将被迫逃离缅甸。不久，成千上万的学生被屠杀，仰光的街道真的血流成河。尼温担心预言的第二部分也会成真。他必须找到出路，占星家建议：缅甸语中的动词“逃离”和“飞行”与英语一样是两个相近的词。如果穿上像过去的国王一样的服饰，骑上白马，他就可以飞到缅甸最偏远的地区。再简单不过了！他找到一匹木马（真马太危险了），把它涂成白色并抬上飞机。身着古代国王的服装，他坐上马鞍，飞到缅甸国境的四角。战略成功了，尼温没有被迫逃离。他仍然是幕后有号召力的人物，是新独裁政权的最高领导人。

新的统治者也有他们的占卜顾问。不久前，一位占星家警告一位将军，他很快将被暗杀。他立即下令公开宣布他死亡的消息，因此再也没有人试图杀死他。

显然，饥荒、右翼起义、驱逐总统和暗杀企图没有发生的原因是（我该怎么说呢？）它们本来就不会发生，而不是得益于预言而避免了。但这不是亚洲人（尤其是缅甸人）生活的逻辑。前科学本身就是创造。事件一经宣布就存在了。这个事件虽然还未发生，但比已经发生的事件更真实、更重要。在亚洲，未来比过去重要得多，比起历史，人们在预言上花了更多精力。

在曼谷，有人告诉我，景栋曾经有一座天主教堂，可能还有一些意大利修女住在那里。我们在黄昏时上山去了教堂。夜晚的灯光在石膏圣母像脚下燃烧，年轻的缅甸修女在食堂里清理晚餐后的几排桌子。我告诉其中一个我是谁，她立马跑开了，喊道：“这里有几个意大利人！快来！快来！”从木楼梯上走来两个身材矮小的老妇人，脸色苍白，兴奋不已。她们穿着宽大的灰色修女服，戴着坚挺的粗布面纱。她们欣喜若狂。“这真是奇迹！”其中一个不断重复。另一个说着我无法理解的话。一个九十岁，另一个八十六岁。我们留下来聊了几个小时。她们的故事和她们在景栋的传教使命，都是现代人不再讨论的话题。也许因为故事主角有特殊的身份，而当今世界似乎对美化平庸和人人都能模仿的平凡人物更感兴趣。

这个故事始于本世纪初。教皇认为掸邦人已是高度文明和虔诚的达摩追随者，难以令他们改变信仰，但是该地区充满灵性的原始部落还有改变信仰的机会，因此将基督教种子播撒在这片佛教的土壤。1912年，第一位传教士抵达景栋。他是梵蒂冈外国传教士学会的博纳塔神父，是米兰人。他只带了一点钱，但足够买下景栋仅有的两座可以俯瞰全城的山峰之一。这是景栋人用来吊死强盗的地方，因此这片土地毫无价值：太多“非”游荡在这里。

很快，其他传教士加入了博纳塔的队伍，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建造了一座教堂和一座神学院。1916年，第一批修女从米兰或米兰附近地区到达景栋，她们隶属圣母马利亚修道会。这些教徒成立了一所孤儿院和一所学校，之后又建了医院和麻风病院。岁月流逝，景栋陷入了该地区的政治动荡，好几支军队陆续入侵：日本人、暹罗人，最后是缅甸军队。但意大利的传教教会一直存在。

如今“灵魂之山”没有任何变化：建筑物都在那里，保存完好，并接收了许多孩子。博纳塔神父于1949年去世，和其他传教士一样，他再也没有回过意大利。他被安葬在教堂后面的墓地里。五位意大利修女留了下来：三位在医院里，最老的两位和新修女一起留在修道院里。

“我刚来的时候，晚上不能出门，因为附近有老虎出没。”年纪最大的吉斯帕·曼卓尼说。她自1929年以来一直留在景栋，从未回过意大利。她的意大利语很不流利。她能听懂我的问题，但大部分时间都用掸邦语回答，由一个年轻的卡伦族姑娘翻译成英文。

吉斯帕出生在瑟努斯科。“那是米兰附近一个美丽的小镇。我总是徒步去米兰，因为家里没有钱。”她的父母是农民，有九个孩子，但七个儿子都夭折了，只有她和她的妹妹幸存下来。

维多利亚·昂加罗于1935年来到景栋。“那天是2月22日。”她说，就像别人记住结婚纪念日一样准确，“那时人们拥有的东西很少，但是活得更幸福，因为没有如今这样悬殊的贫富差距。”

天主教堂很快成为该地区所有不幸之人的避难所。跛子、癫痫病患者、精神病患者、被丈夫抛弃的女性、患有腭裂的新生儿（当地人认为畸形是新生儿前世罪恶的标志，一般会抛弃婴儿）能在这里找到食物和住所。现在，这群人负责照看花园、饲养动物、在厨房帮工，并喂养二百五十名孤儿。

天色已晚，起身离开的时候，我问两位修女有没有我可以效劳的事情。

“有啊，为我们祈祷吧，那样我们死后也能去天堂。”吉斯帕说。

“如果你们不能去那里，”我说，“那天堂肯定很荒凉！”

她们大笑。所有新修女也一起开怀大笑。

走到大门口，吉斯帕拉起我的手在我耳边低语。这次她说的是完美的意大利语，带着北方口音：“替我向所有瑟努斯科的人民问候。”然后她犹豫了片刻，“但是，瑟努斯科还存在吗？在米兰附近？”

我很高兴地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下山时，我感觉自己仿佛目睹了奇迹。看到那些坚信某事并一直坚信不疑的人，看到过去的意大利的幸存者，是多么鼓舞人心。是距离令她们保存完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