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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旅馆房间里,打开一本平装的《圣徒字典》信手翻阅。我发现自己在看圣玛丽·戈雷蒂的故事。她1890年生在意大利,十二岁时,有个年轻男子开始向她求爱。后来他企图强暴她,以死威胁她听命于他。她不肯,他便杀了她,拿刀在她身上一刺再刺。她二十四小时之后才死。

经过八年毫无悔意的囚禁,杀她的凶手萌生忏悔之心,我读到。服刑将满二十七年时,他被释放。1937年圣诞节那天,他想尽办法要和玛丽的寡母并肩共领圣餐。从此以后,他一直是要求废弃死刑的人最常引用的案例。

我永远能在那本书里找到有趣的东西。

我到隔壁去吃晚餐,但没什么胃口。服务生说要把我吃剩的牛排打包,我告诉他不必费事。

我绕过转角走到阿姆斯特朗酒吧,坐在后头角落里的桌子。几天前一切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凯尔·汉尼福德星期二走进我的生活,而现在是星期六。感觉上好像远远不止这么几天。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星期二才开始的,但事实上,事情的起头远早于那天。我啜饮波本咖啡,心想到底能回溯到多久以前。在过去的某一点上,这一切或许就注定要发生,但我不知道那一点究竟是什么时候。有那么一天,理查德·范德普尔碰到温迪·汉尼福德,而那当然可以算是某种转折点,但也许他们各自的结局早在那天之前就已成定局,而他们的碰面只是要促成那最终的结果。也许一切要归源于更早以前——罗伯特·布娄死在韩国那天,弗朗西丝·范德普尔在浴缸切开静脉的时候。

也许是夏娃的错,谁叫她乱吃苹果,制造麻烦,让人类得到分别善恶的知识,以及经常做出错误抉择的能力。

“请小姐喝杯酒?”

我抬起头。是特里纳,没穿制服,脸上的笑容在研究过我的脸后逐渐消失。“嗨,”她说,“你神游哪儿去了?”

“内太空。”

“想一个人静一静?”

“刚好相反。你是不是要我请你喝一杯?”

“刚才是有过那么个念头。”

我招手叫来服务生,为她点了杯威士忌苏打,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杯。她谈到前一天晚上服务的几个阴阳怪气的顾客。我们边聊边喝,叫了好几回酒,然后她伸出一只手,指尖轻触我的下巴尖。

“喂。”

“啊?”

“你神色不对,有麻烦吗?”

“今天过得糟透了。我飞到州北,谈了场不太愉快的话。”

“是你前不久跟我讲过的案子?”

“我跟你讲过?嗯,大概吧。”

“现在想谈谈吗?”

“或许待会儿吧。”

“好。”

我们坐了一会儿,没说什么话。这儿星期六一向很安静,今天也不例外。有两个孩子进门,走向吧台。我不认得他们。

“马修,有什么不对吗?”

我没回答。酒保卖给他们两盒六罐装的啤酒,他们付钱离开。我吐口气,我不知道自己刚才一直屏着气。

“马修?”

“只是反射动作。我以为他们要抢劫,最近神经绷得太紧。”

“噢。”她的手盖上我的。“天晚了。”她说。

“是吗?”

“有点。你陪我走回家好吗?过几个路口就到了。”

她住在第九和第十大道之间的五十六街上,在一栋崭新建筑的十楼。门房勉强抖起精神抛给她一个微笑。“我有些酒,”她告诉我,“而且我泡的咖啡绝对比吉米高明。跟我上去吧?”

“好哇。”

她的公寓是工作室,一个很大的房间,挖进一方凹室摆张窄床。她告诉我外套能挂哪里,然后放了张唱片。她说她已经在煮咖啡,我说我不想喝。她为我俩倒了酒,然后蜷坐在一张红色的厚绒沙发上,我坐在一张有点磨损的灰色扶手椅上。

“好地方。”我说。

“快要有点样子了。我想在墙上挂些画,有些家具以后也得换新,不过我现在住得还算喜欢。”

“你在这儿多久了?”

“十月搬过来的。我本来住上城,实在很讨厌每天搭出租车上下班。”

“你结过婚吗,特里纳?”

“结了三年,将近。我已经离婚四年了。”

“跟前夫还见面吗?”

“我连他住哪一州都不知道。我想他应该是在东岸,不过我不确定。干吗问?”

“只是随便问问。你没小孩?”

“没有,他不想要。后来处不下去了,我很庆幸没生。你呢?”

“两个男孩。”

“一定很不好带。”

“不知道。有时候吧,我想。”

“马修?要是刚才真是抢劫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想了一下:“什么也不做,或许。的确是没有什么我能做的。怎么了?”

“你没看到你自己的表情,好像随时准备扑过去的野猫。”

“反射动作。”

“当了那么多年警察的结果。”

“大概是吧。”

她点上一支烟。我拿起酒瓶为我们两人再添些酒,然后我就坐到沙发上,靠着她,讲起温迪和理查德。几乎什么都讲。我不知道是她还是酒还是两者的结合,总之突然间我可以毫无顾忌地讲起这件事,而且觉得非讲不可。

然后我说:“难就难在得知道能告诉他多少。他怀疑是他对她造成伤害,不管原因是在于他克制住了他对她的感情,还是他曾不自觉地想引诱她。我跟他一样也没法找出答案。但还有别的事。命案,他女儿是怎么死的。那有多少是我能告诉他的?”

“呃,那些他统统都知道了,不是吗,马修?”

“他知道的是他想知道的部分。”

“我不懂。”

我嘴唇开始嗫嚅,但又放弃了。我往我们的杯子里再倒些酒。她看着我:“想把我灌醉?”

“把我们两个都灌醉。”

“我看酒精已经开始起了作用。马修……”

我说:“很难决定自己的权限到底在哪里。我想我大概是在警界待太久了吧,也许我不该离开。你知道我那件事吧?”

她移开视线:“好像哪次听人说过。”

“呃,如果没碰到那件事,我是不是迟早也会离开呢?这点我一直都在纳闷。当警察非常安全,我不是说工作稳定那种安全,我是指感情上的安全。不会碰到那么多问题,而真要碰上的话,也都有很明显的答案——至少当时看来是这样。

“听我说一个故事。大概是十年前的事,也是发生在格林威治村,女主角二十多岁。她在她的公寓被人奸杀,尼龙丝袜绑在她的脖子上。”特里纳打个哆嗦。“那回没有马上破案,没有人浑身沾着她的血跑到街上招摇。那种案子你就只能不断地挖,调查每个嘘过那女孩的人、那栋大楼的每个人、跟她在工作上有过接触的人、在她生活里扮演过任何角色的男人。老天,我们起码找了几百个人谈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