肃杀（第4/5页）

新闻报道说，环路电车辫子脱落线网，正好搭到高压线上，辫子的牵引绳瞬时燃烧，车里的集电器发红，车内乘客毫不知情，抵达站点推门下车时，当场被高压电击倒在地，瞬间烧焦死去，总共六个人，在车门口有序地排成一行，像活着的时候一样。我心想，原来是六个人。当天很多围观者都在查数，踮脚默念，瞪大眼睛去分辨烧焦的白骨，有人数到四，有人数到五，烟尘不断袭来，他们揉揉眼睛，咳嗽着，重新查数。

三天过去了，肖树斌借去的摩托车并没有按时归还。我妈那时已经出院，在家静养，我爸准备重拾拉脚儿生意，便跑去找肖树斌要回摩托，但四处都找不到他的影子。肖树斌就此人间蒸发，这点也在我们意料之外。我妈想说又不敢说，每天在床上叹气，身体极其虚弱。

我爸尤其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他心怀善意地去揣测可能发生的各种状况，损坏、撞车、有急用、去外地未归、被警察扣留……他一遍一遍试着去说服自己，在某一天睁开眼睛时，那辆摩托车会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车库里，加满了油，没有灰尘，动力强劲，但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或者说，类似的事情在我们身上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周之后，我爸逐渐认清被骗的事实，摩托车不知所踪，他唯一的营生无法继续，成天在家里闷闷不乐，他很后悔也很自责，怎么能轻信只是跟自己喝过两顿酒的人呢？

那时天气转凉，我正在准备重点中学的提前入学考试，每天晚上在家里做成套的试卷，翻找补习资料时，发现有几本参考书都摞在洗衣机盖子上，平时那些书都是放在我补课用的公文包里。公文包是我爸单位以前发的，棕色人造革，右下角还有个印章，上面写着“沈阳变压器厂四十周年纪念”，单边拉锁，侧面带个提手，空间很大，颇为实用。

当天晚上，我爸进门回家时，带着浑身的酒气，脸色很不好，我问他怎么又去喝酒，他没有回话，直接走回屋里。我看见他的腋下夹着我补课用的公文包，那个包比我用的时候显得要旧一些，表面上多了几道白印，里面装得鼓鼓囊囊，他将公文包很小心地收到衣柜深处。我觉得很奇怪，便趁他不注意时，假装去柜子里取衣服，伸手摸到那个公文包，其质地坚实，轮廓突出而危险，甚至能感受到皮革下面隐藏着的冷硬与锋利，这让我想起在医院时听到过的那则新闻。

那段时间里，我爸每天出门很早，非常固执地去寻找肖树斌和那辆尚未归还的摩托车。他凭借酒后残存的记忆，先是去往肖树斌儿子所在的体校，在门口来来回回地走，一辆一辆检查外面停放着的摩托车，他想，那或许意味着三十分钟的登场时间，同时，那也是他第一次知道，体校里也并非个个人高马大，也有毫无精神的孩子，像他的儿子一样，病恹恹地在操场上跑步，一圈又一圈，步伐沉重，胳膊毫无力量地垂在两侧。他在校门口搜寻未得，又跑去车库和教学楼里，警卫问他是谁，来干啥，他也不说话，夹着公文包快步翻墙离去，警卫在后面追赶，追到一半停下来，他不敢放松，仍继续跑下去，直至筋疲力尽。

肖树斌以前住的东药宿舍楼，他也去过不止一次，经常上楼敲门，不仅白天去敲，有时半夜也去，始终无人应答；他又在楼下蹲点儿，夹着包，背靠着墙，藏在楼洞里，满身白灰，一待就是大半天，一支接着一支地抽烟，附近的邻居上班时看见他，下班时发现他还在，便十分警惕，他待了几天，遭受无数的白眼与盘问，到头来一无所获。

我爸折腾了一段时间，人变得更为消瘦，精神也日益萎靡，但公文包仍不离身，我每天都提心吊胆。有天晚上我回家时，看见他自己在厨房里喝酒，模样消沉，半天才喝一口，他把我喊过去，然后说了句，一比零，我说什么，他说，倒数第二轮，今天沈阳海狮对鲁能泰山，一比零赢了，保级成功。我说，你去体育场看球了。他说，去了。我说，那你看见肖叔了吗。他说，没有。我说，摩托车也没找到。他说，没找到。我说，不要再去找了。他说，整不明白。我说，不明白啥。他摇摇头，没有说话，继续自己喝酒。后来我想通了，他不明白的大概是，一个人怎么能如此轻松地放弃自己所热爱的事物呢。

那年联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是在十月底，在此之前，沈阳海狮队已经拿到足够的分数，即便最后一轮输球，也没有降级风险。那天中午，我爸忽然说要带我去看球，我并不是很想去，但又不想破坏他的兴致，便跟他坐上公交车，一路晃荡着到达体育场，我在车上昏昏欲睡。在售票口买票时，我发现这次他并没用下岗证，而是买了两张正价球票。那天我们去得很早，中午刚过，便坐在看台里，位置不错，视野很好。我们等了很长时间，看着一大片阴影从东侧移到西侧，比赛开始的哨声才响起来，那是一场很沉闷的比赛，观众不多，双方踢得心不在焉，主裁判不停地看表，最终沈阳海狮与对手零比零踢平。

比赛结束时，已是傍晚，天色正逐渐暗下来，我们要赶回家去做饭，从球场出来之后，便又坐上一趟公交车，很多穿着队服的球迷也涌进来，车内一片黄色的海洋，人挤着人，声音嘈杂，我的脸几乎是贴在车窗上。我们坐的是一辆即将报废的无轨电车，自从那场事故之后，全部无轨电车都要停掉，这辆车也不例外，正在履行最后几次使命，它庞大而破旧，慢吞吞地行驶，两条长长的辫子拖在半空，在立交桥底下盘旋、绕转，车厢四面漏风，震颤得很厉害，街道在闪光，无轨电车经过两侧的饭店、练歌房和休闲中心，几处商铺正在翻修，门口堆着新鲜而潮湿的沙土，我爸站在我身后，扶着栏杆，一言不发。

那天刚刚下过一场不小的雨，我们虽然在车里，但也能感受到空气正一点一点变冷。无轨电车走走停停，走到两洞桥附近时，开始剧烈颠簸，雨后的桥底遍布泥坑，车辆由此经过，起起伏伏，像是开在弹簧上。两洞桥上方经常有火车经过，拉着树木或者钢铁，从更北的地方缓慢开来，防雨布随意地铺在上面，每次过火车，底下的桥洞里都会轰隆作响，仿佛即将坍塌一般，那天就是在这种巨大的轰鸣声中，我们再次见到了肖树斌。

肖树斌在桥底的隧道里，靠在弧形的一侧，头顶着或明或暗的白光灯，隔着车窗，离我咫尺，他的面目复杂，衣着单薄，叼着烟的嘴不住地哆嗦着，而我爸的那辆摩托车停在一旁。十月底的风在这城市的最低处徘徊，吹散废屑、树叶与积水，他看见载满球迷的无轨电车驶过来时，忽然疯狂地挥舞起手中的旗帜，像是要发起一次冲锋。